那些遭遇網暴的人怎么樣了？？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馬玲清楚地記得2010年被網絡暴力打擊的感覺。“就像站在一個小小的孤島上，黑色的海浪不斷從四面八方向我涌來。”
當時，馬玲是國內某知名雜志的文化撰稿人，受邀參加某著名綜藝節目。因為馬玲在節目中質疑主持人，天涯論壇上蓋了一棟高樓。網友批評馬玲在綜藝節目中的“小丑”表現。馬玲的同事也在帖子里留言，捏造她的工作細節和私生活。
這段經歷給馬玲的人生帶來了長久的余波。她同時辭職離婚，之后在醫院被診斷為抑郁癥和焦慮癥。直到2013年，馬玲回到工作崗位，生了孩子，避免自己一直處于自閉的環境中，才漸漸走出來。
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靈被網絡暴力吞噬，而這個怪物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新特點。網絡暴力的發酵時間開始縮短，形式變得多樣化，傳播范圍越來越廣。然而，互聯網爆發的始作俑者挖掘他人隱私和“黑材料”變得更加容易，引發一場網絡暴力的成本不斷降低。相應地，規范網絡暴力的法律法規也更多了。然而，網絡暴力的核心并沒有改變，那些被網絡暴力傷害過的人仍然在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
大數據“加持”
2010年互聯網BBS論壇是言論的主要聚集地，新浪微博才上線一年，剛剛開始流行。馬玲參加那個節目的收視率達到同期榜首，那個綜藝有龐大的粉絲群，在天涯論壇搞“打架”，反復咀嚼馬玲和主持人的互動。同事隨后的“爆料”，讓網友們對馬玲的攻擊有了更多的現實支撐，讓話題越來越熱。
馬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開始，她想用筆自衛。她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從自己的角度重播了錄制節目的始末，講述了自己言語中被扭曲的部分。但這篇文章中的個別表述被提煉出來，繼續被歪曲和批判，成為她攻擊的新素材。她在微博中寫了自己參加這個節目的感受“像是被強奸了然后扇自己耳光”，但有人轉發后就變成了“被強奸后讓網友扇自己耳光”。
然而，這場12年前的網絡暴力并沒有蔓延到更廣闊的網絡空間，網友對馬玲的攻擊很多都停留在天涯論壇。馬玲回憶，后來她聯系了天涯論壇，“黑帖”再也沒有出現在首頁。“其實就跟現在買微博熱搜一樣。只要平臺不推，就不會再引流，東西就沉了。”她總結道。
現在網絡暴力幾乎不可能停留在一個平臺上，而是會在多個平臺上蔓延。“女子取快遞被污蔑”是近年來典型的網絡暴力案件。2020年7月，吳女士在樓下取快遞時，被便利店老板偷偷拍照錄像。偷拍者在微信群聊中編造了“年輕女子劈腿快遞小哥”的聊天內容，迅速轉發到多個微信群、微信微信官方賬號、微博、Tik Tok等平臺，引起多個平臺網友的侮辱性評論。
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數量迅速增長。2010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網民數量為4.57億，人們主要通過寬帶上網。截至2022年6月，隨著智能手機所承載的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的中國網民數量已達10.51億。這個龐大的平臺為超過10億互聯網用戶提供各種細分的內容，從文本和圖片到短視頻和長視頻，再到直播。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為網絡暴力信息的跨平臺傳播提供了基礎。
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共享未來社區研究院王四新教授在2022年7月發布的《網絡暴力現象治理報告》指出，網絡暴力很容易在不同平臺之間跳轉，網絡暴力信息在不同平臺之間的跳轉已經成為cybe進化的重要環節
北京師范大學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認為，如果辱罵信息只是在一個群體中傳播，其危害是可以預測的，但如果這種有害信息跨平臺傳播，“那么其造成的后果是不<愛尬聊_百科>可預測和不可控的。”
平臺用來吸引用戶的技術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網絡暴力的發生。
在社交媒體時代，有了技術的支持，平臺可以計算出每個人的喜好，然后據此分發推薦內容。這種“自己喜歡的”內容可以增加用戶粘性，但也造就了“信息繭房”3354用戶不斷接受與自己觀點一致的內容，很難被其他觀點喚醒。它的后遺癥就是固化偏見，激化對立。
大數據加持的精準推送，近年來已經大規模應用于實踐。之前的推送邏輯是“給你我想給你的”，而不是“給你你想要的”。兩種網絡暴力的區別在于，與過去相比，現在的網絡暴力信息更容易推送給容易實施網絡暴力的人，而之前推的人很可能對網絡暴力無動于衷，這就造成了網絡暴力強度的巨大差異。
紫茄子在2019年遭遇了一場意想不到的網絡風暴。那一年，他被診斷為躁郁癥。因為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他心里那根極其緊繃的弦斷了。”當年2月的一個下午，紫茄子吞下了300多片安眠藥。躺在床上等待的時候，紫茄子拿起電話發了一條微博，只有兩個字“再見”。發了微博后就失去了意識。子切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微博，報警后也轉發了子切的微博。微博被轉了上千次，上了熱搜。紫茄子很快被送到了醫院。一周后，紫切出院，再次登錄微博，才發現微博上全是辱罵的消息。甚至有人叫紫切。“電話里的人跟我說，如果我要死，就不占用公共資源。真正想死的人默默離開了。我顯然是在做這樣的節目。”
子切說，那段時間，網上有很多消息反轉。如果網上直播自殺的人得救了，關于作秀的問題就會層出不窮。子切覺得別人可能對他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現在回憶起那段經歷，紫茄子開始做一些理性的總結。現在就職于互聯網公司，了解推薦算法背后的邏輯。“有時候，和流量比起來，價值觀沒那么重要。”子切說，網民很容易被第一眼看到的信息帶走，形成主觀偏見，而一些平臺喜歡推薦聳人聽聞的內容來吸引用戶。當用戶帶著偏見搜索時，系統會向他們推薦更多相似的內容，加深偏見。“最終用戶走不出同一類型的信息，這就是所謂的信息‘繭房’。”
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平臺技術的不斷更新，網絡暴力事件可以發酵得更快，傳播得更廣。
然而，無論十年前還是現在，作為網絡暴力的溫床，互聯網平臺的一些特征依然沒有改變。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侯玉波在文章《中國網民網絡暴力的動機與影響因素分析》中寫道，互聯網的匿名性和虛擬性導致網絡發言人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其次，由于網絡發言門檻低、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等因素，加上網民素質良莠不齊，很少有網民理性調查網絡事件的真實性或進行批判性思考，導致網民肆無忌憚的人身攻擊。
同時，網絡群體的作用會導致同質群體中負面情緒的肆意傳播，受情緒傳染影響的人會不斷相互強化，產生心理廣場效應，進一步導致網絡暴力的出現。
網絡的成本越來越低。
從2000年初開始出現的人肉搜索，被很多學者認為是網絡暴力的重要表現。人肉搜索就是通過公開被搜索者的信息來懲罰被搜索者。與十年前相比，獲取個人信息的難度已經顯著增加
2013年被稱為中國的“大數據元年”。隨著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個人信息不斷被收集、挖掘、分析和傳遞，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增大。然而，人們實際上無法影響他人收集和使用自己信息的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律研究所所長李懷生表示，大數據時代，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智能可穿戴設備的廣泛應用，特別是實名登記制度的實施，個人信息的收集更加頻繁和密集。“實名登記制度帶來的一個副作用是，許多國家機關、商業機構和網絡平臺掌握著大量的公民個人信息，一旦這些機構發生信息泄露，社會影響和危害后果將是巨大的。”
大數據時代，因個人信息泄露引發或加重的網絡暴力事件層出不窮。2020年12月，成都公布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趙女士的活動軌跡迅速引起網友關注。在過去的14天里，她去了很多酒吧，包括公園、美甲店和麻辣燙店。微博中關于趙女士活動軌跡的評論區，充斥著“換女王的位置”“一個人把整個成都都轉了”等諷刺性的回復。趙女士的身份證號、居住地、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很快被扒了出來，網友們對她的私生活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個人信息泄露對網絡暴力的貢獻還體現在一些潛移默化的聯系上。
李懷生長期以來一直在研究網絡犯罪。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網絡黑灰產業的源頭其實是個人信息的泄露。罪犯可以利用個人信息做很多事情。比如水軍公司，會買很多個人信息，用個人信息批量注冊賬號。這些賬號外表沒有任何問題，但都是網絡水軍。一旦得到指示，他們就能有組織地控制話題方向，煽動公眾情緒。
事實上，十幾年前，網絡暴力事件就已經被水軍推波助瀾了。但由于缺乏大數據，水軍產業鏈不完善，水軍的影響比現在小很多，很容易滅火。
馬玲記得2010年經歷網絡暴力時，一開始以為是網友自發推動，后來覺得不對勁。她說，那時候有組織的水軍和“散兵游勇”不一樣，后者基本上是純粹的謾罵，而有組織的網絡水軍是有導向的，既有歪曲抹黑的話，也有說不完的攻擊點，看起來很有紀律性。后來馬玲找了一個經常組織電影圈水軍的“大牛”，讓對方談判，真的拖慢了天涯蓋樓的速度。
然而，無論網絡剝削者挖掘他人隱私的方式和引導話題的工具發生了什么變化，唯一不變的是網絡暴民用來攻擊他人的話語。
馬玲說，她在受到網絡攻擊時，發現很多謠言出現在網友的謾罵中，還有同事穿著“馬甲”出現在網上，揭露她的工作和生活細節，對她進行攻擊。“我說我在單位人緣不好，還造謠我在工作中受賄。編制數夠我考上了。”
馬玲認為，網絡空間對男性的攻擊大多從政治、金錢和性丑聞開始。但由于社會對女性的行為規范多于男性，當女性遇到惡意評論時，會受到更多方式的攻擊。"
從2010年的馬玲，到2020年成都的趙女士，杭州的吳女士，網絡惡霸幾乎用同樣的方式攻擊她們，——羞辱她們的外表，貶低她們的能力，羞辱她們的人品，統一的方法就是“制造黃色謠言”。這些話語和手段總能奏效，引發暴力狂歡，讓他們遭受“社會死亡”。
2020年12月14日，吳女士訴郎某某、何某某誹謗罪一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立案。當天，吳女士在個人社交媒體賬戶上發布了一段視頻，表示不接受道歉和賠償，并將追究責任到底。
十幾年來，不變的文字，源于網絡暴力施暴者不變的道德判斷。東北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劉繼紅在《道德心理的輿論張力：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一文中通過調查指出，當網民基于網絡謠言做出道德判斷時，其援引的道德標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實施網絡暴力。
劉繼紅還發現，網民在負面輿論中存在明顯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虛偽傾向，道德判斷和道德規避在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變中也起到了顯著的中介作用。
立法在不斷完善，但維權依然困難。
2010年網絡風波后，馬玲也曾想過起訴，但之前的訴訟經歷讓她覺得讓網絡欺凌者承擔法律責任的難度很大。此外，考慮到起訴需要時間和精力，她最終放棄了通過司法手段維權。
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晶晶是“女送快遞被誹謗案”受害人的代理律師。她代理過許多與網絡暴力有關的案件。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網絡暴力只是對侵權行為的描述，不是法律概念。在法律層面，網絡暴力會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被認定為誹謗或名譽侵權。
我國立法正在加強對網絡暴力的規制，其中2013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2013年發布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兩高”司法解釋出臺后，全國公安機關集中開展“清網”專項行動，抓獲“秦”、“李四”等網絡推手。這些網絡推手擁有“大V”身份，是社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但有時也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傳播謠言。
隨著立法的完善，越來越多的網絡暴力受害者開始尋求司法救濟。2018年，在網絡放大的辱罵聲中，四川德陽安醫生自殺，肇事者因侮辱罪獲刑。2020年，檢察院介入，誹謗罪刑事自訴轉為公訴，造謠者受到懲處。
鄭晶晶說，在刑事指控中，侮辱誹謗罪屬于自訴案件，即受害人需要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立法如此規定的原因是受害者必須評估傷害的程度。“每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這是公安機關作為第三方無法判斷的。此外，很多侮辱誹謗發生在熟人之間，甚至親戚朋友之間，需要受害者自己決定是否提起訴訟。
然而，如今針對個人的“網絡暴力”中，通過刑事自訴立案的仍不在少數，大多通過民事訴訟起訴對方侵犯名譽權。鄭晶晶說，現在網民通過法律保護自己權利的意識增強了，一些侮辱和誹謗已經改變了。“改變了表達方式。”她說，因為辱罵者意識到語言過激會承擔侵權責任，所以在辱罵時開始使用“俚語”。這是一種只有在一些小圈子里才知道的表達，或者是一種諷刺和嘲諷的表達。“這個時候就比較難認定了，或者說認定了，侵權責任很輕微。”
2021年，正是在看到“一名女子取快遞被誹謗案”的報道后，陳軍找到了鄭晶晶，委托她維權。陳軍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高管。2020年5月，其下屬張女士的丈夫石先生在微博中發出舉報信，舉報陳軍與張女士“不正當關系及經濟違規”，并附有錄音。據陳軍介紹，張女士于2019年底入職，2020年1月調到他所在的部門。到案發時，張女士是下屬部門的運營專員，“差了好幾級，沒有交集”。
起初，陳軍并沒有在意網上的指控，但很快情況就變了
隨后，張女士在微博中回應，稱自己為了和石先生離婚，捏造了很多事實。一年后的2021年7月，張女士出具了一份手寫的《情況說明》，表示“她與上司陳軍只有工作關系，從未對正當關系不忠”。但迫于輿論壓力，公司人員要求他承認此事，解除勞動關系。“我是迫于壓力簽的，我是背鍋的。”
2022年1月，陳軍向上海普陀區法院提交了材料，要求以誹謗罪追究師先生的刑事責任。
然而，即使隨著相關立法的不斷完善，網絡暴力行為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也越來越多。現在，網絡暴力受害者使用法律武器維權依然不難。
陳軍的維權遇到了瓶頸。由于法院無法聯系到師先生，該案被擱置。“不裁決，不答辯。”鄭晶晶認為，法院在聯系不上時認定師先生“失蹤”，可能會使受害人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她了解到，史先生與張女士的離婚案最近已在法院開庭。雖然雙方律師都出現在法庭上，但這意味著他們的下落并非不明。“我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它。是失蹤還是惡意逃逸？如果不接法院的電話，就可以逃避刑事自訴的制裁，那么刑事自訴的相關法律規定就會成為一紙空文。”
鄭晶晶說，公訴案件可以通緝，民事案件可以缺席審判。但自訴案件似乎沒有辦法送達被告人，以至于刑事自訴制度成了一只沒有牙齒的紙老虎，違背了立法的初衷。
但積極的信號也在出現，“婦女送快遞被誹謗”案已經轉為作為誹謗罪刑事自訴的公訴案件。鄭晶晶說，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當自訴案件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秩序時，可以移送公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