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父親74歲，哮喘，獨居。作為兒子，我本該陪在他身邊，但因為身邊的工友都是陽光的，我怕病毒傳染給父親。鄰村全家人多，我很擔心鄉鎮衛生院和縣醫院都買不到藥。”湖南懷化辰溪縣板橋村一位返鄉男子在一個名為“農村發燒救助行動”的公益項目上留言。

2022年12月14日啟動“農村退燒行動”。項目方圍繞社交平臺收集農村地區的求助信息，對接藥企和當地村醫或志愿者，完成民間自救。目前城市醫療資源告急的新聞被廣泛關注，而農村老人的聲音更難聽到。

《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了多位求助者，發現農村老人普遍閉門不出。他們以前沒有被感染過，他們對新冠肺炎的了解也不清楚。直到最近他們才開始戴口罩。由于信息的滯后，他們很難比城市居民更快地儲備退燒藥。作為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求救信息大多是遠在他鄉或提前返鄉的后代發來的。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國農村人口約為5.1億，較10年前減少1.64億。農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為23.81%和17.72%，分別比城鎮高7.99和6.61個百分點。按此計算，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約1.2億，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9037萬。

無論是面對基礎疾病還是新冠肺炎，老年人都是弱勢群體，農村老年人還必須面對缺醫少藥的局面。這個冬天他們會怎么樣？

廣西柳州一村衛生室正在為老人咨詢，發放藥品供圖/鄭宏斌

醫療短缺

“我也買不到藥。我在家睡覺。我不知道我不是陽性，也沒做過核酸。”60歲的村民老吳，陜北一個村子1800多人。老年人約400人，約占四分之一。

疫情發布前，他不敢買感冒藥，怕被送到收容所。放出來后，他去衛生所，發現什么藥也買不到。2022年12月初，老吳發燒，一個村醫來給他輸液。老吳有關節炎，但診所沒有暖氣，不能去診所打針。他網購的藥品一度物流不暢。“東北內蒙古的藥下不來，西南的藥還能來”。

之后家里的孫子和老伴也發燒了，每人輸液3天。老吳比他們少丟了一天，“因為家里總有人照看”。大概過了十幾天，老吳一家基本沒什么癥狀了。后來村里的病人基本都領到了一兩片布洛芬，有的是政府給的，有的是私人志愿者給的，但診所和醫院還是買不到退燒藥。“如果吃了之后沒有好轉，那就沒辦法了。忍一忍吧，就是慢慢會好起來的”。

元旦過后，村里90%的人都是晴天，診所里感冒求治的人還是很多，但比一個月前的人少了。

“新國十條”頒布前，很多農村診所、衛生院基本不收治發熱病人，因此退燒、感冒藥儲備有限，部分地區基本為零；但政策改變后，農村發熱病例明顯增多，相關藥品采購儲備一時間難以跟上。村衛生中心通過替代藥物、中藥和輸液來滿足患者的需求。但由于之前所有陽性病例都被直接帶走隔離，很多農村基層醫生對新冠肺炎的治療方案毫無準備，“有什么用什么”的現象比較普遍。

在農村醫療資源緊缺的時候，“農村發熱救助行動”等公益項目開始介入民間自救。然而，據“農村退燒行動”的發起人之一鄭宏斌介紹，一些別墅

黃岡市習水縣人民醫院醫生劉桂芬告訴記者：“我們醫院原來有1200張床位，現在增加到了1800張。走廊里有很多床，進來一張是空的。輕癥基本進不去。住院的都是老人，多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肺氣腫等。縣主任級別的醫生會下鄉做安排，把危重病人及時運送到縣醫院。”

從2022年12月23日晚上開始，習水縣人民醫院通知各科室接收發熱病人，然后每層樓都住滿了。新接診的病人基本都是并發肺炎感染，醫生忙得工作時間變成了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據《鄂東晚報》舉報，從2022年12月中旬開始，習水縣人民醫院發熱病人激增，最多時達到一天近500人次。醫院抽調了20多個有醫學背景的行政后勤部門支援一線。

劉桂芬回憶，2022年12月25日左右是最忙的時候。一個醫生陪病人去了武漢一家大醫院，病床還是要等。但是過了元旦，病人沒有以前多了，去武漢的醫院也不用等太久的床位了。“春節前后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人員流動高峰，春節期間比平時更忙”。

鞭炮一響，我們就知道又一個老人走了。

雖然缺醫少藥，但老吳從沒聽說過村里有重癥和大量老人死亡的情況，大多把它當成重感冒。但在其他地方，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老孔，湖北黃岡人，今年76歲。他感覺最近村里去世的老人增多了。“有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留在家里，沒有送到醫院。這個縣最好的棺材以前賣五千，最近半個月賣一萬多。”

孔居住的黃岡城鄉結合部有200多戶千余人。每戶都有一到兩位老人，整體老齡化率超過20%。去年12月17日，患有高血壓、冠心病、中風等基礎疾病的他開始發燒感冒。服藥后，他克服了困難。退休公務員，他是當地醫療條件好的一群人，有城鎮職工保險，有慢性病醫療保險。即便如此，社區也沒有對他的健康建立檔案，在疫情的沖擊下，社區也沒有對他進行調查。

最近小區里放了幾次鞭炮。鞭炮一響，他就知道又一個老人走了。

在農村工作多年，老孔對農村醫療和護理的差距深有感觸。“無子女無女兒的‘五保’老人由政府出錢看病養老，子女有錢或者自己有退休工資的老人也可以安享晚年。而患有嚴重疾病、子女在外打工、經濟條件一般的中<愛尬聊_尬聊百科>老年人群體情況最差。農村每個月100多塊錢的養老金，并不能覆蓋他們的生活。即使縣醫院能報銷60%，剩下的對農村老人來說還是個很大的負擔，大病他們也負擔不起。”

據老孔介紹，當地農村老人平時可以去社區或農村醫院買藥，看一些小病或慢性病；大病之后無人照顧的情況并不少見。中風后，老孔去當地殘聯開辦的養老院康復，看到那里的一些農村老人一片凄涼的晚景。“孤獨了七八年，他們終于慢慢走開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黃岡65歲及以上人口91.85萬人，占比15.61%，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21年，該市城市化率不足50%，排名全省倒數第三。

為什么有些老人視新冠肺炎為重感冒，而有些人卻因此而死亡？為什么有些農村老人大病不就醫？

前述醫護人員表示，“新冠肺炎感染有很多癥狀。一些有貧困卡的老年人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司司長焦雅輝近日表示，春節將至，隨著人員流動增加，城市疫情可能向農村蔓延，增加農村疫情防控壓力。要提前布局，一方面可以把藥分銷出去；另一方面，要使農村的危重病人，特別是老年危重病人及時轉上來。

鄉村醫生：和鄉村一起變老。

他是郭宏偉習水縣的一名鄉村醫生。全村4000多人中，65歲以上的有600 ~ 700人。他所在的鎮醫院有四個家庭醫生團隊，每個團隊對應三四個村，每個村有兩個家庭醫生。

位于大別山南麓的習水縣，是傳統的農業和人口大縣，也是勞務輸出大縣。每年有20多萬人，其中近四分之一在外工作，當地老齡化趨勢日益加深。

2022年12月22日，郭宏偉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咳嗽加劇。“大概是晴天，需要休息幾天”。他今年64歲，接下來幾天的會診工作將交給另一位“年輕”的鄉村醫生——，他也年近60歲。

河北保定的鄉村醫生秦海，上世紀80年代開始行醫，“趕上赤腳醫生的尾巴”。幾年前，他被錄取為執業醫師。

2022年12月初，秦海經歷了最忙碌的時候。她早上五點被病人的敲門聲吵醒，開始發燒一整天忙了十幾個小時。她每天接待幾十個病人，并經常進行家庭治療。

村里65歲以上的老人有80多位。秦海對他們的基礎疾病和常用藥物有一個交代。現在村里老人越來越多，新生兒越來越少，秦海正在步入老年。他身邊很少有像他一樣干了幾十年的同事。

一些年輕的鄉村醫生選擇了離開。

哈爾濱的李曾經是一名鄉村醫生，但因為“個人發展原因”，他在2019年選擇離開這個團隊，去城鄉接合部開了自己的中醫診所。“鄉村醫生的工作量很重。除了治病，他們還要承擔當地的公共衛生事務。收入水平與人口覆蓋面掛鉤，整體收入來源非常有限。”他告訴記者。

在秦海看來，80、90年代是事業的巔峰時期。那時候鄉村醫生受人尊敬，逢年過節總有人送禮物。之后，村里的瓦工、木匠大行其道，村醫收入下降，愿意干這一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于是很多村醫到了退休年齡就會再就業。

根據國家衛健委每年發布的《新冠診療方案》，我國行政村和村衛生室的數量在逐年減少，鄉村醫生的數量也在逐漸萎縮，近兩年減少了14.6萬人。

持有鄉村醫生資格證書，經注冊后可以在村醫療衛生機構從事預防、保健和全科醫療服務；執業醫師可以在鄉鎮衛生院或村衛生室執業。截至2021年底，他們的總人數約為117萬人，平均約有80名65歲以上的農村老年人。

所以鄉村醫生數量減少，首先是因為農村人口減少；第二，部分鄉村醫生升級為執業醫師，不代表不在農村會診。近幾十年來，每千名農村居民擁有的鄉村醫生數量實際上一直在增加。

截至2021年底，中央財政累計投入14.3億元，培訓基層衛生人員59萬人，其中鄉村醫生38萬人。

2022年10月，國家衛健委回復《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根據規定，在職村醫可以根據不同身份參加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者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對于離職的老年村醫，多數地方給予固定補貼或工齡補貼，提高養老待遇。在醫療保障方面

胡霞是湖北東部農村地區一家養老院的院長。2022年12月21日，胡夏告訴第一財經，醫院里有兩位陽性老人。他們的家人剛把東西送到醫院，他們可能把病毒帶了進來。兩位老人被隔離，胡夏還有50到100個各種感冒發燒的藥。“能防守就防守。”但是元旦那天，全院基本都是晴天。

這家集保健和護理為一體的養老機構，擁有300多張床位，配備3名全科醫生和1名理療師，目前收治160多位老人。他們的平均年齡超過80歲，最大的102歲。基本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癱瘓老人。心肌梗塞和腦梗塞時有發生。如果老人有緊急情況，會先搶救，然后送到縣人民醫院，十幾分鐘車程。

但在疫情大規模爆發時，救護車到縣醫院要等更長時間，有時四五十分鐘，有時三個小時。“我們的醫療手段只能檢測出老人肺部感染，要送醫院進一步治療。但現在急救資源緊張，有時需要家屬自己開車送老人去醫院”。

殯儀館的車等待時間比較長。胡霞的養老院最近送出去20多位老人，有的去了醫院，有的被接回家，有的去世了。“死者大多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老人。在“楊康”之后，他們的病情惡化，一些家庭成員別無選擇，只能放棄”。

去年上半年，復旦大學老齡研究所在全國539家養老院發布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在疫情防控方面，60%的被調查養老機構缺乏專業人員，新冠肺炎機構老人疫苗接種率明顯低于居家老人；40%的機構在封閉管理期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物資短缺；8.24%的機構表示經常或始終存在防疫物資短缺，35.52%的機構有一些急需的醫療物資，60%的機構存在藥品短缺，尤其是罕見病和精神藥品。

此外，66.05%的被調查機構表示2020年后年均營業收入明顯低于疫情前，78.37%的機構下降幅度不超過40%；68.83%的機構反映疫情期間人員整體工作量增加導致人員短缺，60.48%的機構在疫情期間出現人員流動，導致人力資源短缺。

胡霞的養老院也面臨困境。此前，當地國藥集團和民政部門已與她對接。然而，養老院的重病老人逐漸增多，國藥集團的藥品資源變得緊張。她不得不另尋渠道找藥。“現在我們已經花了20多萬儲備各種中西藥品。因為老人基礎疾病不同，有些藥不能同時服用，所以我們還需要去武漢等地購買多種藥。”

養老院面臨的另一個實際問題是，能夠幫助醫生的護士急需短缺。和農村醫療集團類似，農村老年護理人員普遍年齡偏大。胡夏所住的養老院，員工多為50歲左右的農村婦女，文化程度較低。

和全國幾乎所有的養老院一樣，這家養老院3年來一直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態。即使全國都放開了，整個縣城和敬老院都被淹了，敬老院還是防備著，怕外界帶來更多的感染。

出于安全考慮，胡夏小心翼翼地接納了新來的老人。有些老人因為家里負擔不起住院費，被家人接了回去。“我們這里有一些癱瘓的老人，欠了幾萬塊的費用。孩子在外打工，今年沒有收入，我們也沒法催他。”

56歲的胡霞目前每月退休工資5000元。她已經在這家養老院為自己選擇了一家養老院。然而，大多數農村老人每月只能領取幾十到幾百元不等的養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