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兩年前，孩子們在追我們。現在，我們在追孩子。”王麗是北京豐臺區一所全納私立幼兒園的園長。2023年春節剛過，她就在擔心秋季招生計劃能否完成。其實從2022年開始，她的幼兒園就開始面臨招生難的問題，今年學生人數可能會進一步下降。

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后，新生兒減少首先影響的就是學前教育。

從去年3月開始，北京房山的北京鳳凰鶴童幼兒園執行園長張雨欣就感受到了幼兒園招生的寒意。從去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會接到很多咨詢和報名電話，很多家長都要為孩子排隊。到了2022年，她“清閑”了很多，咨詢電話減少了50%以上。9月份開學時，原計劃招收4個小班，但只開了3個，其中兩個沒有滿員，第三個是10月份“勉強開”的。張雨欣回憶《中國新聞周刊》。

六年前一切都有預兆。2016年“二孩政策”實施后，人口積累效應在短時間內得到釋放。在經歷了2016年短暫的出生高峰后，2022年全國出生人口從1723萬人持續下降至956萬人，首次跌破1000萬人，不及上世紀90年代初2000多萬新生兒人口的一半。

2017年以來，全國新生兒數量比上年減少100萬至200萬。這些是幼兒園的“流失學生”，現在是生育率下降社會影響的現實反映。疫情三年后，孩子數量減少，面臨生存困難的幼兒園該怎么辦？

2月21日，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迪達幼兒園舉行以“二月二龍抬頭”為主題的民俗活動，小朋友們展示自己的彩蛋。圖/IC

搶生源。

伴隨著招生難的，是幼兒園之間的“裸殺和競爭”，這是王力描述的。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私立幼兒園，也發生在曾經“一園難求”的公立幼兒園。許多接受采訪的幼兒園園長認為，從今年開始，競爭將變得更加激烈。

張雨欣說，去年招生時發現，一些民辦幼兒園甚至“派”家長去其他幼兒園搶生源。“比如出臺優惠政策，家長可以帶幾個其他幼兒園的孩子就可以減免學費，還有家長會以咨詢的名義去周邊幼兒園勸說其他家長帶孩子。”她的幼兒園里有學生被“吸引走了”。

王麗說，更大的競爭壓力來自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兒園。原來，北京大部分公辦園對入園資格有嚴格限制，一般要求有北京市戶籍。但從去年開始，這個公辦園降低了招生門檻，不僅不要求戶籍，甚至不再要求“四證”。“那么多家長給我們交了報名費，最后被公辦園挖走了。”

去年，公辦園“復錄”了幾次，讓王麗很崩潰。“一補充完，我們就缺孩子了。我們剛招了兩個孩子，就被對方帶走了。”最后，統計顯示，她所在的幼兒園有60多個有意報名的孩子被“搶”走了。而且她注意到，私立幼兒園離公立公園越近，影響越大。她和周圍另一家私立幼兒園的園長溝通，對方說2021年，很明顯學生被搶了。

2019年4月28日，21世紀教育研究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指出，2018年以來，我國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新生比上年減少200萬人。2017年，園區總人數為4601.4萬人。按照出生趨勢，從2021年起，即使全國適齡兒童全部入園，在園總人數也不會超過4500萬。學前教育將比ex更早迎來供需反轉的拐點

為了爭奪生源，無論是私企還是公企，都各有絕招。除了讓家長“打前鋒”，一些幼兒園邀請專業咨詢公司設計招生方案“擊敗對手”，一些園長親自播報宣傳，更多的幼兒園開設各種“特色課程”，如冰球、馬術、藝術等，吸引家長。“有些課程會多帶帶收費，這讓這個市場非常混亂。很多家長會說，別的幼兒園都有什么種類的課程，你們為什么沒有？”張雨欣說。

在這種“卷本課程”的背景下，王力也不得不卷起來。2018年7月，教育部發布《關于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確禁止幼兒園“提前教授漢語拼音、識字、計算、英語等小學課程”。但從去年開始，為了在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競爭力，王麗的幼兒園不得不私下免費開設英語和藝術課程。

這些套路不僅出現在北京等一線城市，在山東臨沂等三線城市，今年幼兒園也將面臨激烈的生源競爭。臨沂一位幼兒園從業者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當地幼兒園最近瘋狂宣傳招生，報名就能送各種特長班、體智班。私立幼兒園在打價格戰。在臨沂，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教育費是1120元/月，現在卻在打各種口號，比如“交100元頂300元，交200元頂1000元”。

他說，下一步，最重要的是在周邊幼兒園“盡可能多挖孩子”。他將指導當地幼兒園“建立商業模式”，例如讓家長或教師成為幼兒園的合作伙伴。“家長和幼兒園永遠有利益捆綁。我們鼓勵幼兒園建立招生團隊。只要你能盡力把別的幼兒園的孩子弄來，你就能賺錢，這比當老師容易，就像賣樓一樣。

上世紀80年代，日本進入少子化時代，中國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2003年，日本1.29的出生率突破了2007年預定下降的生育率底部。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比較心理學教授田澤真美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日本幼兒園的延續與變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對幼兒園的主要影響之一是課程的扭曲。為了滿足雄心勃勃、神經緊張的家長的學業要求，幼兒園會增加一些“時尚課程”，如英語、計算機、網球、游泳等，以吸引他們。

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得幼兒園對潛在客戶的需求更加敏感。然而，大多數日本學前教育專家認為，這種競賽對課程的影響是一種“不良壓力”，導致學前教育屈從于家長的需求，忽視了什么樣的教育才是真正對學齡前兒童有幫助的。在激烈的競爭中，課程經驗豐富、充滿愛心的幼兒園園長往往會輸給更有商業頭腦的人。

“適者生存。”前述臨沂幼教從業者直言。

人口下降和幼兒園擴張不匹配

多位專家指出，在一些地區，幼兒園入園難的背后，出生率下降并不是唯一原因，學前教育資源配置與人口結構變化的不匹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從業者看來，幼兒園的擴張和收縮發生在短短五年內。2017年5月是幼教行業的重要轉折點。為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頒布了《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首次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要達到80%左右。一年后的2018年1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再次強化了第三期學前教育規劃80%的目標，并進一步要求“公辦園幼兒比例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辦園幼兒比例，到2020年全國原則上達到50%”。

自此，我國幼兒園結構正式調整。隨著“5080”目標的確立，各地開始大力建設新的公辦園。2019年和2020年，國家先后出臺了兩個配套政策。首先，它規定住宅區的配套幼兒園必須作為公立幼兒園或作為包容性私立幼兒園托管。然后教育部發布《縣域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導評估辦法》，把毛入園率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80%、公辦園50%這三個指標納入地方政府的考核問責體系。

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夏靜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在50%公辦園覆蓋率這一指標的“硬約束”下，特別是一些以民辦園為主體的地區，地方政府完成指標的壓力很大，需要新建、改擴建大量公辦園才能完成任務。

2020年7月0755至79000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底，在山東省臨沂市中心城區蘭山區，由政府“收編”的社區配套民辦幼兒園超過100所。與此同時，兩年來，新建公辦幼兒園38所，新增公辦學位14000多個。報告說：“市長和區長親自做工作，鼓勵有影響、有信譽的開發企業發揮帶頭示范作用，對主動移交的10家大企業公開表揚。”

然而，在大力建設公立公園的同時，新生兒的數量卻在逐年減少。臨沂衛健委數據顯示，2017年至2020年，臨沂出生人口年均下降20%左右，進一步放大了供需缺口。前述臨沂學前教育從業者認為，目前臨沂幼兒園面臨的招生困境，部分原因在于近兩三年公辦園的新建和擴建“有點太快了”。“以前一條街上只有兩個公園，現在增加到十幾個了”。

廣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前教育專家告訴《沂蒙晚報》，在外來人口集中的廣東，雖然目前幼兒園招生難的問題并不明顯，但在廣州、東莞的一些“新城”或一些偏遠城區，也出現了幼兒園名額過剩的問題。她解釋說，這些小區主要是度假房或投資房，入住率低，但也按要求有配套的公園。由于老城區缺乏建設新的公共公園的空間，這些新城區提供的“增量”將幫助政府完成“5080”目標。“在這些地區，隨著未來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剩余學位可能會越來越多。”她認為，幼兒園建設要有前瞻性，不能像大躍進那樣過度建設，最終造成大量幼兒園空置。

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門發布《中國新聞周刊》號，在原有“5080”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5085”的目標：到2025年，我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5%以上，公辦園幼兒比例達到50%以上，仍要求“促進普惠性資源擴容提效，新建、改擴建一批公辦幼兒園”。

此后，各地陸續出臺了各自的“十四五”學前教育規劃。比如，江蘇提出全省新建、改擴建1000所左右幼兒園；山東計劃新建、改擴建600所幼兒園。重慶提出公辦幼兒園占比55%。

然而，近年來這些地區的出生率趨勢并不樂觀。在人口大省山東，2020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百萬，僅為87萬人，比2016年下降50.8%。江蘇在2021年提前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1。2022年重慶出生人口下降7.87%，自1997年以來首次跌破20萬。

“我很震驚地看到，該省的‘十四五’計劃將繼續擴大幼兒園的位置，”一個南方省份的學前教育政策專家告訴《“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在她所在的省份，私立和公立幼兒園這兩年招生都有些困難。在她看來，由于出生率下降，近年來幼兒園的需求一直在萎縮。這個趨勢“不是第一條線索”，但“非常明顯”。特別是根據人口預測數據，2021-2025年全國出生率將繼續下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仍按現行考核標準新建、改擴建公辦幼兒園，沒有充分考慮長期人口變化趨勢。“這種傾向其實很危險。”

她曾質疑當地公立幼兒園繼續擴建的計劃，教育部門回復稱，一方面繼續新建，解決長期存在的大班額問題；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也存在慣性，調整也需要一個周期。

《中國新聞周刊》提出，各地要充分考慮出生人口變化、鄉村振興和城鎮化發展趨勢，逐年測算入園需求，完善縣域普惠性幼兒園布局規劃。但由于數據統計、模型計算水平、人口遷移評估、產業結構調整、政府決策意識等方面的差異，不同地區的規劃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去年7月，深圳南山區多家幼兒園發布了第二次招生通知。據媒體報道，南山區半數以上幼兒園未滿。但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原區長曾少群向《“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愛尬聊_百科大全>計劃》解釋，目前南山區幼兒園學位不存在過剩的情況，供需基本持平。考慮到南山持續大力吸引人才，有很多新的樓盤要配套。經過計算，政府預測未來幾年南山區對幼兒園學位的需求仍會增加。

南師大學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政府部門應構建學前人口預警體系，研判未來資源配置需求，提高資源配置韌性，化解人口發展可能帶來的資源配置風險。

王海英說，各地要考慮各區的供給能力和區位稟賦，設立自己的“學前教育資源承載力”警戒線。比如城市化水平和人口集中程度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必然與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外流程度低的中西部省份的資源有不同的承載水平和警戒范圍。

夏靜強調，各地區一定要實事求是，根據自身人口發展趨勢和實際入園需求進行測算和規劃。需要建公園就合并，不會一刀切。

“第一波幼兒園倒閉潮已經到來”

王麗覺得，隨著學生人數的減少，第一批會是她所在的普惠性民辦園。

目前，我國幼兒園分為三類：公辦幼兒園、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和非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普惠性民辦園的概念是2010年提出的。當時國務院發布了對學前教育行業影響深遠的《中國新聞周刊》，提出積極支持“面向社會公眾的低收費普惠性民辦幼兒園”。2017年以來，在80%的包容率指標要求下，大量民辦園主動或被動“轉移”。

普惠性民辦園是指雖然性質是民辦的，但收費是普惠性的。比如北京，大部分普惠性民辦園學生每月教育費750元，與同級公辦園持平；青島規定，普惠性民辦園教育費最高不得超過同級公辦園的2倍。因此，政府將提供人均補貼和租金減免。比如北京的補貼是人均1000元/月。

對于包容性的民辦園，王海英是這樣描述《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的：“民辦和包容性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內在張力和矛盾極大的概念。”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這種緊張被進一步放大。采訪中，不少幼兒園園長反映，即使在有上限補貼的北京，大部分普通人還是入不敷出。生均2000元/月以下的教育費和補助是幼兒園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職工的工資。為了盡可能節約成本，幼兒園想了各種辦法：用實習生代替班主任，取消原來的特色課程，減少玩具費用。

江明是北京市朝陽區一所普惠性私立幼兒園的園長，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轉到普通教育之前，她的幼兒園平均每月收費7000元。當時有的老師每年還能漲工資1000元，現在漲工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工資低，招聘變得更加困難。目前普惠性民辦園新招聘的教師多為外地大學生，教師素質下降，流動性大。

夏靜分析，當生源變得稀缺，普惠性民辦園質量下降，就會進一步加大招生難度，形成惡性循環。

她推測，第一批倒下的幼兒園，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倉促“轉普教”，但同時又受政策影響較大的普惠性民辦園，以及一些教育質量不高、區域設置不合理的營利性民辦園。在這些首當其沖的普惠性民辦園中，單體園首當其沖，有集團做后盾的幼兒園抗風險能力會更強。

“事實上，第一輪幼兒園關閉潮已經到來。”夏薇強調說。她說，今年“應該是最好的一年”，未來會越來越艱難。在幼兒園園長這個群體中，從去年開始，我們就經常看到幼兒園轉讓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導演還在糾結，但趨勢不可逆轉。另外，隨著未來人口繼續向城市集中，最關鍵的幼兒園不在北京、上海、濟南等一二線城市，而在四五線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降引發了一波幼兒園關閉和裁員潮。根據特區政府公布的最新數據，2022年，香港出生人數只有3.25萬人，但死亡人數卻達到6.21萬人。自2021年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以來，香港出生率進一步創下新低。同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2022年5月對235所幼兒園進行調查后發現，每所幼兒園流失的學生平均約占全校的13% ~ 27%。超過70%的幼兒園存在財政困難，10%的幼兒園可能在未來兩年內關閉。12月，教育聯合會進行了另一項調查，發現超過50%的幼兒園明確表示將裁員。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兒園關閉。

王力已經做好了未來三到五年可能裁員的準備。在她看來，普惠性民辦園的補貼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還是要自力更生。面對越來越少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向市場，提供特色課程和更加個性化、定制化的服務。她希望政策至少能在未來“開一個口子”。

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副教授劉謙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普惠性民辦園的誕生，是在普遍“入園難、入園貴”的背景下，通過引入社會力量來填補公辦園普惠性學位的不足，但隨著出生率的下降，學前教育的格局要進行動態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進一步理順。

多位幼兒園園長指出，未來幼兒園的市場可能會進一步分化，公立和私立學校的角色和定位會更加明確。公立學校會“托底”，私立學校會提供差異化服務。現在，包容性的私人公園

去年9月，王麗所在的幼兒園比往年少招了30名學生。她決定用年齡更小的孩子來填補空置的教室，于是她開設了一個新的護理班：主要招收2.5 ~3歲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數進一步下降，王麗打算開設更多的班級，并考慮延長到更低的年齡。學費不受政府指導價限制，每人每月2700元。這筆“額外收入”成了幼兒園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接受采訪的幼兒園表示，今年有開班的計劃。從這兩年全國的情況來看，學生人數減少后，幼兒園開辦保育班自救是普遍做法。劉謙指出，上海的幼兒園整體上并沒有出現明顯的招生困難，因為上海市政府長期提倡幼兒園辦幼兒園，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區域，近年來由于產業和企業的搬遷，人口向郊區流動，一些幼兒園在發現小班招生不夠后，立即滿員。“所以現在他們都過得很好，其實上海本地幼兒園的需求還是很旺盛的。”

根據上海市教委的數據，到2022年底，超過50%的幼兒園開設了保育班，其中一半以上是公辦園。全國大部分地區，如北京、安徽、山東等地，2022年開始探索托幼一體化試點。

“所以我認為幼兒園短期內不會大面積倒閉，而是會逐漸萎縮。”王海英分析。她認為，未來幼兒園為了生存，辦幼兒園的現象會很普遍。在南京，很多普惠性民辦園都在不斷擴大班級，從一班、二班到三班。隨著3-6歲學生數量的減少，加課可能會先給2-3歲，最后過渡到0-3歲。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最終，普惠性民辦園可能會逐漸轉向0-3歲，公辦園仍將以3-6歲為主。”

劉謙指出，從新加波等國的經驗來看，如果幼兒園招生“向下延伸”得好，未來中國可能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幼兒園關閉潮。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延伸不僅僅是延伸到0~3歲，更是一種服務的延伸，比如延長孩子在園時間，將接送時間與家長工作無縫對接。如果這些后續措施做得好，家長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幼兒園還是有很大的生存空間的。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下降，1975年達到代際更替水平以下。為了刺激生育，近十年來新加坡建立了大量的托兒中心，對象是18個月到6歲的各個年齡段的兒童。根據新加坡教育部的數據，在2007年至2017年的十年間，新加坡的托兒中心數量從62911家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43400多家。相反，幼兒園的入學率急劇下降，新加坡父母更愿意讓孩子進入提供全日制服務的托兒中心。

夏靜2021年發表的一篇《國際比較視角下如何創造生育福利》的文章指出，影響中國女性生育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高質量的幼兒保育服務供給不足，尤其是0-3歲兒童的托幼服務不足，托幼機構收費高，使得大量適齡女性“養不起”、“不敢生孩子”。

國家“十四五”規劃已將“每千人3歲以下嬰幼兒名額數”指標列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目標是到2025年實現每千人3歲以下嬰幼兒4.5個名額。國家衛生數據顯示，到2021年底，我國每千人口有2.03個名額，與2025年目標相差甚遠。

專家指出，在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幼兒園辦“小班”是優化學前教育資源配置的好辦法。但問題是，國家對幼兒園的政策層面還不明確。國務院于2019年5月發布了《中國新聞周刊》，其中

這里的“有條件”是指有空余的學位和多余的資源，只是不同地區的落實程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確允許幼兒園申請開辦保育班。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負責人曾少群表示，只要幼兒園有意愿、有條件開辦保育班，申報后教育局會配合衛生健康部門、婦幼保健院、街道社區進行現場調研，也會提出改進建議。北京有些區要求幼兒園必須通過審批才能開班，卡得嚴。有些區私下“默許”這種行為。

王海英解釋說，在中國，學前教育和托兒所的管理體制是分開的。傳統上，幼兒園只負責3-6歲的孩子，由教育部門管理，而0-3歲孩子的托兒所由衛生保健系統管理。從基層來說，大部分衛生健康委都非常積極地推動幼兒園的整合，希望把這兩個板塊連接起來。但教育局往往傾向于在幼兒園學生人數減少后，優先解決大班額的問題。“在執行層面，兩個部門之間存在很多協調障礙，也導致規劃上銜接不夠。”

自2023年1月1日起，《關于促進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開始實施，成為我國首個整合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的地方性法規。《上海市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條例》規定由教育部門牽頭負責學前教育和托育服務工作，市、區政府建立綜合協調機制，協調解決學前教育和托育服務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劉謙說，上海不同于其他地區。上世紀90年代末第一輪人口下降開始時，上海市教委領導就預測到了未來人口負增長的趨勢，于是從1999年開始探索建立0-6歲幼兒園一體化管理機制。“當時提前就有計劃，把幼兒園打造成水庫。3-6歲孩子少的話，上課照顧，孩子少的話，推遲到低齡。”

曾少群希望國家能盡快出臺詳細的育兒政策，列出收費等方面的參考標準。目前還是以各地探索為主。“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幼兒園走過的彎路，要盡快對托幼機構的性質有一個清晰的定位。”劉謙說。此外，對幼師的專業性和綜合性要求很高，我國還缺乏系統的幼師培訓體系，有待進一步加強。

王海英認為，考慮到其他國家的經驗，單靠學前教育釋放人口紅利的難度更大。在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的學前教育政策要結合出生、保育、家庭福利等一攬子配套措施，實現各領域的長期、全面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