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2023年2月19日，第59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落下帷幕。巴耶列日霍夫酒店門口的安檢設備正在拆除，門口堆滿了即將被帶走的各種儀器。我和我的團隊也收拾好行李，趕往機場。在旅途中，我思考了在會議中得到的一些感受，寫下來與讀者分享。

會議氣氛變了。

上一次訪問慕安是在三年前，后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缺席了兩屆會議。當我再次參加會議時，印象最深的是氣氛的變化。在我這些年的印象中，慕安會是一個辯論和討論的平臺。今年，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一周年的背景下，會議聚焦俄烏戰爭。除了邀請烏克蘭領導人做視頻演講，還有很多美國和歐洲的政要出席，他們一致批俄羅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未被邀請與會，就連立場不同的德國選擇黨也被拒絕。這種安排使會議成為一方表達情緒和態度的場所。前幾年“西方的缺失”等模糊情緒完全被反<愛尬聊_尬聊生活>俄言論取代。然而，酒店外的抗議聲此起彼伏。

美國一如既往的政要學者眾多，從副總統哈里斯、國務卿布林肯到60多名眾議員和近30名政府部門和軍方官員。他們在會議內外、線上和線下進行了密集的交流和聲明，談到了俄羅斯對西方的“威脅”，并發誓要支持烏克蘭戰斗到底。難怪美國人經常引用丘吉爾的名言：“永遠不要浪費一個好的危機”。美國顯然在充分利用當前的危機來實現重新團結跨大西洋密切關系的目標。

然而，就連慕安會議報告也承認，美歐的興奮缺乏對第三方國家，也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同理心。今年，慕安理事會特別突出了“全球南方”的概念，邀請了非洲、拉美和亞洲多國領導人出席，希望贏得他們對反俄援助烏克蘭的認可和支持。但“全球南方”更關心其面臨的糧食和能源短缺，也希望烏克蘭危機能夠和平解決，表達了對歐美的不同看法，歐美只關注最后，不談如何實現和平。另外，會上很多人在強調要重視和爭取“全球南方”的時候，并沒有把中國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我有一次用開玩笑的語氣評論說，中國顯然不是“全球北方”的一員，那我們就做“全球中間”吧。我們在開玩笑的同時，也覺得需要準確定義重要概念。

中美關系更加冷淡。

40多年前，正是一個小小的乒乓球，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經過多年的交流與合作，兩國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聯系。然而現在，一個失控的高空氣球被美國用作起點，干擾和影響雙方領導人商定的接觸安排。在一次晚宴上，我聽到一位美國國會議員告訴我們，中國是如何利用氣球來“測試和挑釁美國”的。我也回應說，如果中國能用失控的氣球考驗美國，那么平流層風一定是中國的“好幫手”。

經過這場風波，“氣球”這個詞已經成為國際場合的一種笑料，其他國家的人談起它都會情不自禁地會心一笑，感嘆美中關系怎么變得如此脆弱。我還被告知，華盛頓今天對中國的態度變得非常嚴厲，沒有人能說出任何有利于中國和與中國接觸的話。中美關系陷入了更加艱難的困境。與會的亞非代表普遍對此感到擔憂。他們認為，氣候變化、應對疫情、促進經濟復蘇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問題，仍需要中美兩國承擔責任，開展必要的合作。

在慕安會上，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美國對華政策調整帶來的影響。美國與會者可以說是“反華”，中國的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對俄關系都是他們指責的對象。說到烏克蘭，話就更重了。一個美國州長指著我說：“如果中國能直接告訴普京今天停止，戰爭明天就能停止?！?。這個傲慢的人要么是政治幼稚，要么是慣于恃強凌弱。難道你不明白，在一場沖突中，雙方還在交戰的時候，任何停火調解都必須雙向進行，否則豈不是偏袒一方占便宜？事實上，他正試圖將歐洲人對俄烏危機的焦慮轉向中國。

在我看來，美國改變對華態度和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對正在迅速成長為世界強國的中國抱有深深的懷疑甚至恐懼，害怕中國擁有更多的世界權力，從而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一位歐洲學者在與我們交流時表示，無論中國做什么，美國對中國的壓制態度都很難改變，因為讓美國焦慮的不是中國在做什么，而是中國本身的存在，讓歐洲焦慮的是中國在做什么。的確，歐洲對中國也有很多抱怨和看法，但關注的焦點是如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兩國關系中的障礙。

中國和歐洲需要交流。

在柏林和慕安會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歐洲人對中國的誤解在加深。主要原因是當他們因烏克蘭問題陷入深深的安全危機感時，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缺乏了解。

中央外宣辦主任王毅在慕安會上做了系統發言和答問，全面闡述了中國對烏克蘭危機的立場和態度，態度中明確強調了和平解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的講話在歐洲廣為傳播，各方對中國即將發表的旨在促進和平的立場文件寄予厚望。

在對華政策上，歐洲人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影響很大。德國也在制定自己的中國戰略，其中之一就是將中國定義為“制度上的競爭對手”。這個英語短語的準確中文翻譯有些困難。系統的一詞有“機構的”、“系統的”、“全面的”多重含義。歐洲人明顯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此外，對抗的含義比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使用的競爭一詞更重，具有非此即彼的零和意義。

在與德國官員和智庫的討論中，我們聚焦于中歐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反復質疑德國與中國進行“制度競爭”的意圖，并要求解釋其最終的競爭概念。有趣的是，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或者說他們不愿意或者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意圖。我說，你是不是提出和中國進行一場“制度競爭”，目的是競爭制度的優劣，就像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的“人才競爭”一樣？如果不是，德國設想的是“制度替代之爭”嗎？冷戰后，西方試圖向其他國家輸出民主，留下的不是戰爭就是社會創傷。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功，絕不是任何外力可以撼動的，也不是其他國家可以輕易復制的。

雖然德國人甚至其他歐洲人很難在意識形態上認同中國，但我們所到之處，各方不僅不抵制交流，反而非常歡迎和期待。他們對中國的歐洲政策感到不解和困惑，他們會提出一系列問題讓我們解釋。代表團成員在德國媒體上接受的一些采訪受到了極大關注。很多人表示，在過去的兩三年里，很少有機會直接聽到中國人介紹和解釋國家的政策和做法，導致社會對中國的認識更多地受到偏見的影響。他們認為歐洲和中國的關系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加困難的階段，矛盾和分歧經常會給合作蒙上陰影

的確，中歐關系中的一些矛盾看似死結，但既然是死結，就有解決的辦法。關鍵在于能否真誠相待，坦誠溝通，付諸行動。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歐關系事關全球格局的穩定和亞歐大陸的繁榮，值得雙方共同努力維護好、發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