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任何人看到案卷，腦瓜子都要嗡嗡作響的遺產糾紛案：曾祖輩留下的一套民宅，拆遷后換購了一套單元房，在三四年的時間里，祖孫三代共計11人為各自能分到的遺產份額爭執不休。這些人里，有人在訴訟期間病故，有人離異、再婚、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有人纏綿病榻，有人積怨難解。負責審理此案的密云區法院法官栗茜說，如果非得按照程序開庭審判，作出判決，各方上訴、執行……一套完整流程走下來，原告即使如愿得到房子，為了支付折價款，她也不得不將房產出售，而年過花甲的她僅此一處棲身之地。加之訴爭中的親戚們也有身體條件不如人意的，漫長的流程走下來，有人也許今生都再見不到案子終結了。

栗茜說：“經過大量的努力，案子調解結案了。房子的歸屬確定了，急等用錢的拿到錢了，勢成水火的親戚關系就算不能化干戈為玉帛，也終于可以相忘于江湖了——我最想說的是，家事審判類型的民事案件，追求的是案結事了、各方滿意，如果非得按照法律條文嚴絲合縫地硬摳下去，最后兩敗俱傷、甚至十一敗俱傷是個大概率事件。這哪里是司法活動的初衷？”

這套房子的繼承關系復雜程度著實罕見

四十余年前，徐大洋從廣東回鄉，用單位發放的安家費承租了當時北京市密云縣的一處直管公房，一家人生活于此。2002年，公房所在的地區被納入拆遷改造范圍，依據當時的拆遷政策，拆除承租的公房將享受“拆一平米還一平米”的安置樓房利益。可就在準備簽署拆遷安置合同的前十天，徐大洋不幸去世。他的次子徐江河沒和其他兄弟姐妹商量，自行出面與拆遷單位商定<愛尬聊_百科知識>安置事宜、選定回遷樓號，并簽訂了拆遷安置合同。直到2012年回遷上樓時，因安置樓房的面積遠遠超過原拆除公房的面積，徐江河需要向開發商補交各種費用約50余萬元。于是徐江河和妻子劉愛群讓女兒徐瑩出面，以按揭方式購買回遷新房，用貸款補齊差額，之后的貸款則由他們夫妻倆償還。

此時已經埋下了這套房子的隱患——按照合同，房子落在徐瑩的名下，但名義上的房主名下的這套房子，卻是來自她的爺爺徐大洋最初的承租公房，而這個房子的繼承權益，除了她的父親之外，她的伯父和三個姑姑都有份。

徐瑩自己的遭遇和家庭關系也不是很容易理清。她和親姐姐分別嫁給了一對親兄弟，她自己生育了兩個兒子，之后又離婚，而她的再婚丈夫胡遠志因為各種原因，和母親劉愛群的關系非常差，矛盾難以調和。

2018年，名義上的房主徐瑩和丈夫胡遠志同時遭遇車禍，徐瑩不幸身亡，丈夫胡遠志重傷殘疾，截至案件終了，他尚未康復，需要他自己年邁的父母照顧——至此，這套放在徐瑩名下的房屋，又多了他的現任丈夫和與前夫的兩個兒子，共計3個繼承人。

此時這套房子的繼承關系，已經足夠讓看到案卷的普通人徹底迷糊了，但這還遠遠沒完。栗茜說，如果證據充分，對于專業人士來說，案子還是能理清楚的，不過實際生活中，這個“證據充分”的事兒，也不那么簡單。“從拆遷到回遷上樓再到糾紛迭起，整整過去了20余年，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導致拆遷檔案保存的不完整、不規范，而當年的拆遷經辦人員要么退休要么離世，現任工作人員又不了解歷史政策，對于當時補償款是如何計算的、補面積款是如何折抵的、合同中約定的房屋價款是如何得出的、貸款是誰償還的，都無法獲得準確的答案。”栗茜說，案件審理的過程中，原被告各方都拿出過同一個拆遷單位出具的各自支付過購房款的證據，從形式上看，這些證據確實符合證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從情理上分析，也確實合情合理，但是每家每戶都各說各的，很難完全厘清實際上購房款及之后的貸款，到底是誰支付的。

三大難點讓案件審判舉步維艱

2021年，已經喪夫又喪女的劉愛群向密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將房屋確認到自己名下。她同時起訴了包括自己孫子在內的多名親戚以及纏綿病榻的女婿。

各種交叉著的訴訟、親戚關系里的糾纏、個別被告不應訴，再加上疫情的影響，纏成了一個完全無解的亂糟糟的線團，擺在了密云法院法官們的面前。

“第一個難點是，這套110平方米、位于密云中心區的房子，價值不低，誰都不放棄，而能夠佐證房屋來源、拆遷款及房款支付的證據材料極其有限，原、被告的陳述不僅不能還原歷史真實的面貌，反而大相徑庭，給法律事實查明帶來許多困難，我們只能按照現有的證據一點一點、一步一步向前推進。”栗茜說。

接下來的難點讓法官也沒想到。被告之一、名義房主徐瑩的伯父，也就是原告丈夫的哥哥訴訟中突然去世，法官之前基于死者在世所做的很多工作瞬間歸零，畢竟訴訟主體突然發生重大變故，還得讓繼承人進行親屬關系認定并重新確定被告。

第三個難題更是不好處理：名義房主徐瑩喪生的那起交通事故里，她的再婚丈夫胡遠志也嚴重受傷，本人雖然神志清楚，但卻跟原告，也就是自己的丈母娘關系惡劣，認為交通事故的賠償款分割不均，丈母娘拿的數額遠遠高于自己的，從而導致他本人經濟拮據，生活艱難。在訴訟過程中，法官發現，胡遠志正被他自己的父母照顧，而胡父胡母從來不接陌生電話，法院打過去的電話，總是在響一聲之后立即被掛斷，法院寄發的郵件從來不予簽收，根本無法讓胡遠志正常應訴。

怎么辦？

一邊是女兒離世，擔憂晚年沒有住處的花甲之年的原告，一邊是有著各種變故和現實困難的親戚們，如果案子處理不好，那必然是十一敗俱傷的苦情戲了。

仔細查了一下，法官發現，在起訴的時候，原告劉愛群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里先后失去了丈夫和二女兒，大女兒遠嫁外地，她平時還需要照顧二女兒的兩個孩子，能夠棲身的地方，也只有這個訴爭房屋了。如果按照現有的證據和原被告各方訴求，依法作出判決，最后的結果極大概率是“房屋可以確認歸原告所有，但原告需要依照法定份額，分別向其他10人支付房屋折價款。但是以原告的經濟水平，支付補償折價款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售房屋”。這樣一來，堅信房屋百分百屬于自己的原告卻要面臨無處棲身的境地，無法接受理想與現實的天壤之別，原告接到判決后必然上訴，而對于被告，如果判決結果與自己的心理預期相去甚遠，也會在接到判決后選擇上訴，這樣一來，看得見的是訴訟時間和訴訟成本增加了，看不見的卻是親情的裂痕又加深了一道。即使上訴維持原判，在判決執行過程中極大概率還會遭遇各種糾紛波折——以此案件的復雜，各方的執著，上訴后甚至還有提起再審等程序，繼續遷延時日，執行時如果原告方居住的房屋進入拍賣程序，最后還有極大概率需要進行強制騰退——所有當事各方，包括最后競買房屋的案外人，都要經受一系列麻煩。考慮到案件本身當事各方的年齡，最后當案款發放到手中的時候，當事人是否還在人世，都值得懷疑。

法官艱難調解后 多年訴訟終于“云開見日”

調解工作是那樣的艱難！

為了讓始終不應訴的原告女婿胡遠志積極應訴并得到來自法院的真實消息，法官和助理們詳查了他的一切資料，最后通過之前他遭受的交通事故中的訴訟，找到了他親屬的電話，多方輾轉才讓他知道了法官的想法；疫情期間難以當面溝通，法官想方設法教會了年邁的胡父胡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云功能…… 各種各樣根本想不到的困難，都被一一解決。

栗茜法官說：“即便這個案件審理起來難度很大，但是作為專業法官，我們仍然能夠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判決結果的。但是作出判決，是處理這個案件的最優答案嗎？真的能達到定紛止爭的效果嗎？”她說，按照現有證據和實際居住情況，房子很可能被判決給原告，但是原告需要支付的各種補償款，金額太高，以她本人現在的經濟實力，不賣房根本做不到。一旦法院判決要求她在限定的給付期間內必須付款，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又沒有其他收入，今后如何生活？

在近半年的時間里，栗茜法官和同事們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和存留意見的各方接觸，雖然也講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多的則要講現實中的利益糾葛，讓所有人都在“意氣用事”和“現實利益”中作出取舍。需要說明的是，經過法官的工作，原告的多名親屬都自愿在房屋總價款及份額上作出很大讓步。

最終，法院通過多方調解，出具了調解意見：涉案樓房歸原告所有，但她需要分別依照不同的份額給付其他人相應的房屋折價款。

密云法院相關負責人說，近些年里，法院通過訴源治理工作，努力預防基層矛盾糾紛激化。讓公眾的訴求，盡量在最基層得到解決。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法院的真實職責是“讓各方能夠又快又好地滿足各自的訴求”，然后做到在各方滿意前提下的“案結事了”。

積怨宿結很難通過一兩句話就規勸消融，案件的審理也不能像解方程式一樣套用公式即可迎刃而解。栗茜說，在基層發揮訴源治理的重要意義，就是要確保公眾安居樂業，維護社會安定有序，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對多層次、多途徑、低成本、高效率解決糾紛的需求。

通過不懈的努力，這起極端復雜的遺產糾紛案，最終以各方當事人達成一致的調解意見收場：房屋歸原告所有，原告支付各方當事人以相應的房屋折價款。

調解完成這么一起極端復雜的案子之后，栗茜法官相當感慨：“說到調解，不少具備法律知識的公眾總是會產生狐疑，覺得調解工作沒有嚴格地按照法律條文擺清事實。我倒是覺得，家事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的審理，更強調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我們更關注的還是當事各方的切身利益，我們要讓各方能夠在不違背法律真實的前提下，收獲最現實的保障。”

（文中案件當事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