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商報消息，在涉及民生方方面面的話題中，生育和就業無疑是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

人口是生產和消費的主體，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2021年末減少85萬人。人們注意到，這是中國60多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

應該如何應對人口負增長？鼓勵和優化生育政策應該從哪里入手？如何緩解就業壓力和焦慮.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將分別于2023年3月5日、4日在北京召開。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十三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接受了0755至79000記者專訪，回答了上述問題。

人口負增長要高度重視，但也不用太擔心。

NBD:最近，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消息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熱門話題。如何看待和理解這一現象？

王培安：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這是我國人口規模60多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從中長期來看，受生育率快速下降影響，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通道。

低生育率是人口負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人類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人口過程，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普遍經歷的人口現象。日本、韓國、意大利等許多國家已經或正在經歷人口負增長，印度等一些人口大國在不久的將來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人口負增長。

中國人口負增長符合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符合世界人口發展的總體形勢。同時，中國人口數量龐大，人口減少與總人口相比還比較弱，既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社會的總體發展趨勢，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更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我們應該高度重視人口負增長的現象，但也不必過分擔心。

到2022年底，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到-0.6。

NBD:人口負增長后，勞動力會減少。從人口資源的角度，如何保證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現行政策應該做哪些調整？

王培安：一方面，龐大的人口是中國人口的顯著特征。14億多人口，龐大的規模對于不發達的經濟社會運行基礎和有限的資源環境負擔能力來說，還是太大了。如果能適當減少人口規模，人均資源會更加寬裕，人均資源會更加寬松。

人口多當然不好，但是越少越好。當前，我國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突出，處理好人口規模和結構的關系尤為重要。如果生育水平過低，人口規模下降過快，人口的結構性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因此，必須采取積極措施，優化生育政策，促進適度生育水平的實現，保持人口規模和結構的長期平衡。

另一方面，人力資源稟賦優勢是我們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有利因素。研究表明，決定長期經濟發展潛力的是人力資源總量而非人口總量。未來大國的博弈是bac下人口質量的競爭

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模型測算，從“十四五”到205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繼續增加。15-6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2020年的10.80年和10.62年分別增加到2035年的12.58年和12.48年。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年齡人口2000年為4453萬人，占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5.12%。2020年已經超過2.27億，占比23.54%。2035年和2050年預計將分別達到3.29億人和3.37億人，占比將繼續提高，預計將分別達到36.31%和45.23%。

因此，即使面對人口負增長的預期，隨著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2040年前我國人力資源總量仍將保持增長，到2050年保持穩定。

NBD:在就業方面，中年人的“35歲危機”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話題。在你看來，如何從人口資源的角度緩解就業焦慮和壓力？

王培安：目前，中國就業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勞動力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并存，人口素質與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不匹配。

一方面，企業反映招工難，技能人才招聘率一直在1.5以上，普通一線工人也面臨短缺。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等一些新成長的青年群體存在就業問題，大齡失業人員由于去產能等結構調整，再就業更加困難。

據調研，隨著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僅北京中關村一地就短缺約10萬名計算機程序員。同時，中國60-69歲人口眾多，他們大多具有知識、經驗和技能方面的優勢，因此他們發揮作用的潛力很大。

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國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必須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素質驅動經濟發展。加快提高勞動者技能和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把人口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和資本大國。改善和優化就業結構，改善公共服務，形成“人才紅利”、“人才紅利”、“健康紅利”。

就個人而言，應對當前人口發展形勢有客觀、充分的認識，把握人力資源市場需求的變化，有針對性地提高職業發展能力。

2022年，城鎮新增就業比上年增加63萬人。

解決“不愿生、怕生、生不出來、命不好”的問題

NBD:目前，全國各地都出臺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一些地方取消了出生登記中對結婚和生育數量的限制。你認為應該做些什么來優化生育政策？

王培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2021年，《每日經濟新聞》圍繞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提出了一攬子政策措施。三孩生育政策的實施，體現了國家指導與家庭自主生育相結合的精神。

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三個孩子，從微觀角度可以滿足絕大多數家庭的生育意愿。家庭可以有計劃、負責任地安排生育時間、生育間隔和生育數量。從宏觀上看，也更好地反映了我國人口發展的基本國情。

各地積極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研究出臺政策措施，營造有利于生育的社會環境，具有積極意義。

二十屆二中全會強調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全會精神，迫切需要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矛盾

二要加強家庭和生育保障制度的頂層設計和研究。調查和分析當代家庭、婚姻和生育變化的影響因素。出臺加強家庭生育觀念引導、增強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支持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措施，保護婦女就業合法權益，促進家庭和諧幸福和人的全面發展。

第三，突出“起點優先、兒童優先、短板優先”的原則，加強嬰幼兒照護體系設計。加強生育保險研究。推動托幼服務和學前教育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研究支持代際照料的嬰兒照料津貼制度。加強人口變化對財務可持續性影響的研究，優化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切實減輕家庭“教育、教育、教育”負擔。

四是完善覆蓋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務，推進生殖健康和輔助生殖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支持困難家庭實現生育愿望。

幼兒園的孩子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舞蹈。圖片來源：新華社

NBD:一些婚育觀念和習俗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人們結婚生子的意愿。你認為應該從哪些角度營造適齡婚育的社會環境和文化？

王培安：目前，中國正在經歷人口和家庭的雙重變化。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交織在一起，呈現出相互強化的趨勢。

近年來，我國年輕一代的婚育觀念正在發生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日益明顯。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家庭平均規模降至2.62人，較2010年減少0.48人。西方的“去家庭化”文化對中國的家庭建設有重要影響，大齡單身、同居、丁克等非傳統家庭日益增多。

家庭觀念變化帶來的晚婚晚育和未婚不孕，成為我國生育水平下降趨勢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35歲以下的女性中，只有不到七成的人認為“有了孩子，人生就完整了”。大力倡導新時代的婚姻家庭文化建設已成為當務之急。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強家庭教育作風建設。《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還明確要求，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倡導適齡婚育，鼓勵夫妻共同承擔育兒責任，破除天價彩禮等陳規陋習，建設新型婚育文化。

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要充分發揮新型婚育文化的積極引領作用，加強對年輕人婚育觀的引導，重塑多子女家庭的育兒文化，緩解生育焦慮，大力倡導修身養性、孝老和諧、代際傳承、重在養育等家庭價值觀，使之成為公民尊崇并日常踐行的價值信仰。

充分發揮計劃生育協會等群眾組織的優勢和各類媒體的作用，繼續推進創建幸福家庭活動，弘揚“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勤儉持家”等傳統美德，倡導“以家庭和諧促進環境優美、鄰里和諧、社區友愛、社會和諧”。

實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設工程，通過優秀影視作品和網絡作品潛移默化影響社會觀念，組織創作一批積極向上的文藝作品，講好新時代愛情美好、家庭和睦、生活幸福的中國故事。我們將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創建家庭友好城市、社區和單位的活動，鼓勵和倡導家庭成員相互幫助

王培安：目前，在職場上，確實存在女性因為生育而被一些用人單位歧視的現象。由于女性在生育的過程中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所以用人單位更偏愛男性，這就影響了女性的招聘、收入水平和晉升。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存在，在世界各地也非常普遍。

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客觀上可能會加劇女性在職場上遭受的性別歧視。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源頭入手，建立和完善關愛家庭的政策體系，改變家庭分工失衡的狀況。

近年來，各地逐步完善產假、育兒假等政策措施，以期促進工作家庭平衡，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當然，要真正落實“好政策”，讓用人單位支持員工休假，讓女性敢于在職場上不受歧視地休假。

一是以經濟社會政策為導向，促進傳統家庭文化的創新轉型和傳承，引導家庭內部性別分工合理，強調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的責任，促進家庭內部性別平等，讓男性主動休假，更多參與家庭育兒。

二是要從制度上切實提高男性休育兒假的比例，強調父母共享假期、共擔責任的原則，減輕女性育兒負擔，防止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

三是要加快構建覆蓋全民的生育保障體系，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合理分擔機制，推進生育保險“擴面提標”，進一步出臺配套監督保障機制，研究制定相關稅收減免和補貼政策，對用人單位進行鼓勵和監督。

第四，探索建立公平包容的帶薪和不帶薪女性育兒假、家庭津貼、稅費減免等制度，不斷完善關愛家庭的政策體系。

山東省滕州市舉辦了一場女性專場招聘會。圖片來源：新華社

NBD:3歲以下嬰兒的“養育”問題是影響人們生育意愿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目前我國0-3歲嬰幼兒的入學率很低。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

王培安：留守兒童與女性職業發展和養育子女之間的矛盾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嚴重制約了廣大生育期家庭的實際生育行為。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顯示，61%的一孩媽媽不愿意生二孩，原因是“孩子沒人照看”，28%的一孩媽媽不愿意生二孩，原因是擔心“影響工作和職業發展”。

同時，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家庭對養育孩子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趕時髦”的育兒方式逐漸形成，時間和經濟投入巨大，家庭育兒成為沉重的負擔。同時，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全球第一，對育嬰服務的需求很大。

經合組織家庭數據庫顯示，在經合組織國家，3歲以下兒童接受正規托幼服務的比例為34%，而中國3歲以下兒童的比率僅為5.5%左右。托兒問題成為群眾“不敢生”的主要障礙。

在我看來，解決托兒問題，要從供給端和需求端兩方面努力，重視建設，釋放需求。

一是推動將托幼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堅定不移發展普惠性托幼服務體系，在居民區和工作區規劃建設普惠性微型托幼服務機構，鼓勵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率先興辦，為城鄉居民提供質量有保障、價格實惠、方便快捷的托幼服務。

第二，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應該參與

三是要統籌配置學位和名額，鼓勵“一體化托幼”，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保育班，將2至3歲兒童的托幼服務納入以公辦機構為主的普惠性學前教育服務體系。此外，要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計劃生育協會等群團組織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廣泛開展“優生優育進萬家”活動，提供宣傳咨詢和居家育兒指導，探索嬰幼兒護理服務社會監督機制；“向日葵計劃”的實施和親子小屋的建立，促進了農村兒童的早期發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入學前三年，中國的毛入學率已經提高到88.1%。

NBD:有些人認為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取代了大量工作崗位，因此刺激生育和增加勞動力似乎沒有必要。你怎么看待這種觀點？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是否會降低人們生孩子的意愿和必要性？

王培安：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社會變革的深度融合，客觀上成為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有利因素。

當前，人工<愛尬聊_百科>智能、5G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腦科學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正在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

科技革命不僅可以在物質上取代和輔助人類，而且可以在精神上取代和輔助人類，進一步解放人類的雙手和大腦，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因此，新科技革命可以為中國應對人口負增長提供更加有利的科技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