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消息，對于抗風險能力較弱的小微企業和個人來說，一條順暢穩定的退出之路非常重要。

截至今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作為我國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關于個人破產的地方立法，已經施行整整兩年，為完善全國統一的破產制度提供了重要示范。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繼續就建立國家個人破產法和為中小企業提供破產保護發表意見。

盡快制定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法

47歲的胡某幾年前來到深圳創業。2016年，由于公司場地出租方破產，他的公司無法正常開展經營活動而倒閉，從而背負了480多萬元的債務。胡賣了唯一的房子還債，還欠了130多萬。之后，他再次租用場地創辦公司，但由于疫情等因素，2020年2月再次關閉。2021年6月9日，陷入債務困境、生活艱難的胡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個人破產清算申請。

同年9月2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催告某人破產清算一案。11月8日，深圳中院認為，胡因生產經營虧損，負債累累，其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且在破產程序中遵守了《個人破產條例》規定的相關義務，符合宣告破產的條件，依法裁定宣告胡破產。宣告破產后，胡依法進入免檢期。檢查期滿后，他可以申請免除他的未償債務。截至目前，胡的考察期已過一年多，未發現違反《條例》規定義務的情況。

這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近日發布的15起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破產典型案例之一，也是全國首例個人破產清算案例，為個人破產制度的實踐發展積累了具有參考價值的示范案例。

2022年12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關于提交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的議案，在國家宏觀政策層面推動了個別破產立法的實施，具有明確的指導和方向。除了深圳，浙江的個人破產司法實踐也為建立全國個人破產法律制度積累了經驗。

在此基礎上，全國政協委員、中浩律師集團董事局主席袁在今年兩會上提交了《關于盡快建立全國性個人破產法律制度的提案》。他指出，許多家庭因疾病、消費貸款、抵押貸款或其他債務而變得不可信；為了從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融資，中國許多企業會要求自己的財產提供擔保。當公司破產或重組時，企業家會長期深陷債務泥潭。現有的“執破”制度不能適用于被執行人是個人的案件。

因此，袁建議，我國個人破產法律制度應在內容上界定個人破產制度的主要范圍。個人破產制度應主要考慮個人在當地形成的穩定的工作、生活、財產關系等因素，財產登記、社會保障等相關信息已基本完善。

他還提出要建立合理的失權和復權制度，科學的人身免除財產制度，嚴格限制債務人的行為。其中，個人豁免財產制度的構建可以維持債務人重整的基本物質支持，增加債務人申請破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利于促進個人破產制度的廣泛適用。對債務人行為的嚴格限制意味著債務人將被免除德

推進個體戶和小微企業破產保護。

除了個人，抗風險能力弱的小微企業也需要更好的市場退出和破產保護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監事長呂今年提交了一份關于加快制定個體工商戶破產保護制度的提案。

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1月，我國共有市場主體1.7億人，其中全國注冊個體工商戶1.14億人，約占市場主體總數的2/3，帶動近3億人就業。

根據《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個體工商戶和個人經營的債務，以個人財產承擔；家族企業，擁有家族財產；無法區分的，由家庭財產承擔。呂發現，與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不同，個體工商戶沒有相應的風險隔離機制，其債務由其經營者以其全部財產承擔無限責任。目前，法律法規層面缺乏對個體工商戶進行債務清理、有效退出和破產保護的制度安排。我國企業破產法和《企業破產法》明確，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個體工商戶不屬于企業破產法規定的破產主體。此外，以個體工商戶為主的債務最終由經營者承擔，個人破產制度對個體工商戶破產有一定借鑒意義，但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

2019年6月，國家發改委等13部門聯合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提出研究建立包括個體工商戶在內的市場主體破產制度，“擴大破產制度覆蓋面，暢通有債權債務關系的市場主體退出渠道”。

基于以上問題和背景，魯建議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個體工商戶破產制度。個體工商戶破產保護制度的建立應充分考慮個體工商戶的特殊性，設置不同于企業破產和個人破產的特殊規則。其中，就破產重整而言，應當允許個體工商戶實施破產重整，并參照企業破產法明確規定個體工商戶的破產重整程序。就責任人的信用記錄機制而言，對個體工商戶破產中的違法違規行為責任人應當建立信用記錄，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同時，應參照個人破產制度建立個體工商戶信用修復規則，形成以信用為核心的正向激勵約束機制。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級法院院長玉伽也在今年兩會上提出提案，建議設立專門的小微企業破產程序。他在調研中發現，民營企業中中小企業占相當大的比重，而現行破產法是以大中型企業破產為設計藍圖的。為此，他建議設立專門的小微企業破產程序，通過幾個方面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供給。

首先，清收和節約是齊頭并進的。玉伽認為，對于小微企業來說，破產成本可能高于企業可變現資產，導致大量小微企業不愿意進入破產程序；即使他們進入th

上海代表團發現，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經濟社會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以上海為例。近五年來，上海法院審結的合伙企業相關案件為714件，其中糾紛原因前三位分別是入伙糾紛、退伙糾紛、合伙企業財產份額轉讓糾紛，主要涉及法律適用上的分歧。與此同時，國外合伙企業立法出現了一些新趨勢，需要我國現行合伙企業法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為此，上海代表團建議，進一步完善合伙企業股份轉讓程序和其他合伙人優先購買權制度，進一步有效保障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權，修訂新合伙人對入伙前債務承擔責任的規定，<愛尬聊_百科大全>探索有限合伙人出資提前到期的規則，進一步完善有限合伙人派生訴訟的法律規定， 應進一步完善有限合伙人的無限責任制度，進一步完善合伙企業清算的相關規定。

其中，上海代表團就完善合伙企業清算相關規定提出了三點具體建議：一是統一清算義務人和清算組的法律概念，建議《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也采用清算義務人和清算組的概念，以保持法律概念的一致性。其次，建議完善合伙企業強制清算的相關法律規定。對比《合伙企業法》關于公司強制清算的規定，雖然《民法典》第86條規定合伙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指定清算人，但方向并不明確。同時，與大量的公司強制清算案件相比，實踐中合伙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相對較少，法院受理合伙企業強制清算的法律依據多采用《公司法》非法人主體可以參照法人清算的法律規定，而非直接引入《合伙企業法》第86條。再次，建議增加合伙企業解散事由，將合伙協議解散作為合伙企業解散的法定事由之一。

作為連任的政協委員，四川恒和信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正國今年提出了一份關于破產重整企業涉稅問題的提案。他建議，對破產程序中管理人依法確認的資產損失和虧損收入或重整程序直接產生的債務豁免，免征企業所得稅，以有效減輕被重整企業的稅收負擔，支持企業重整計劃實施期間的正常經營，保證重整計劃的順利實施，從而激發市場競爭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