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010在韓國人看來，它不僅反映了真實赤裸裸的社會問題，試圖扭轉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負面印象和誤解，還以精神病醫院“沒有不正常也沒有不正常，只有發現，沒有偏見”的座右銘鼓勵我們放下偏見，接納對方。

最近熱播的韓劇003010，講述了一對《告訴法官》的愛情故事。金秀賢飾演的主人公文剛泰是一名精神病院的護士。因為多年來忙于照顧病人和家里有智力問題的哥哥，她不相信自己有談戀愛的可能。由飾演的女主人公高，是一個籠罩在家庭陰影下的童話作家。與童話給人的甜美印象相反，她的童話總是暴力而真實的——她的性格和童年的經歷讓她對愛情一無所知。然而，兩個不懂愛的人相遇后，從開始的磨合到逐漸治愈彼此的傷口——浪漫的劇情和精神疾病的討論，引起了臺灣省觀眾的熱議。

拋開那些浪漫的場景，我在看劇的時候注意到的是，三個主角，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韓國社會的縮影。下面，我將通過筆者在韓國生活多年的觀察，嘗試為讀者提供不同的觀劇角度。

(本文涉及部分情節，請酌情閱讀)

魔女戀愛模式：我要得到我想要的。

在我的童話里，女巫更漂亮。誰說公主就一定善良美麗？如果你想和我一樣漂亮，就告訴媽媽* * *我想成為一個漂亮的女巫。這是女主角高的經典開場白。也是因為這些話，那個找她要簽名的女孩被嚇哭了，卻露出了驕傲的笑容。

這個看似怪異的情節，其實是基于反社會人格障礙的女主角的角色設定(雖然女主角的情況是否真的符合反社會人格的定義還有爭議，但不是本文的討論范圍，這里暫且不談)——有著異于常人的思維模式，病態的自我中心，缺乏愛他人的能力，沒有同情、自責、內疚等感情；但由于反社會人格對利益非常敏感，在判斷關鍵決策時不容易受情緒影響，具有絕對利己主義的理性頭腦。相反，他們在某些時刻很容易成功。

有些東西就算你再努力也無法完全斷絕。所以，堅持是高尚而美好的。這是高對童話《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的定義——即使女孩的腳斷了，紅鞋還在跳。反人格特質的人，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會堅持到底，不會輕易放棄。所以在愛情中，為了達到追求的目的，我們也會努力滿足對方的理想需求，并加以操縱。

這種拼命逐利的態度，與韓國的贏家社會出乎意料的一致。對韓國第一的崇拜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惜一切代價進入頂尖的“天空名?！?，畢業后進入三星財閥等。為了往上爬，什么都用光了。韓國社會認為，要想戴上皇冠，就必須承受沉重的負擔。只要你能成為前5%，你就能成為人生贏家，哪怕在這個過程中你要犧牲別人(學習是一場戰爭，做不到就只能死：韓國崛起背后的血淚代價)。

由樸海日和秀愛主演的韓國電影《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于2018年上映，也描述了韓國民眾對上流社會的向往：講故事大學的教授張太君為了從政，卷入了一系列算計，而他妻子的美術館副館長吳秀燕成為了館長。

當然，這并不是說所有的韓國人都有反社會人格，而是指出利己主義、爭利等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已經深深植根于韓國社會的DNA中。

一家之主的枷鎖，一個不同情弱者的社會。

只要我強顏歡笑，哥哥就會相信我是幸福的，哪怕是裝出來的。反正微笑并不難。說這種酸話的人是男主角溫剛泰。

作為一名精神病院的男護士，他以每月不到5萬元新臺幣的工資獨自撫養自閉癥弟弟，甚至被環境所迫，認為他們會同歸于盡。從小父母雙亡，讓文剛肩負起了一家之主的責任。再加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韓國男性被賦予了更多的家庭和經濟責任，負擔之重可想而知。但與此同時，韓國也是一個不同情弱者的社會，即使在壓力下也不能輕易開口——不僅是照顧重癥患者家屬的情況如此，普通家庭也有類似問題。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主人公的性格如此壓抑。

至此，我補充一個與劇情無關，而是應韓國社會一家之主的要求而生的現象：鵝爸爸。意思是，為了讓妻子陪孩子留學，他留在家里掙錢，每天回到一個空蕩蕩的家庭，忍受著孤獨和寂寞，卻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只求孩子高人一等。因為只有在孩子寒暑假期間，<愛尬聊_讓生活聊出新高度>他們才有機會像候鳥一樣，飛到國外與妻兒短暫團聚，所以才有此名。

如果是為了家里連飛機票都買不起的中下層，甚至可能淪為企鵝爸爸——不能飛也不能動，只能在孩子出國時揮手告別，忍受多年的辛酸。為了讓孩子有足夠的競爭力，韓國爸爸們不得不成為工作機器，獨自在韓國賺錢，這樣的“單身家庭”越來越多。據《紅鞋女孩》報道，2000年全國單身家庭比例為15%，2019年躍升至29%，增加了類似鵝爸爸的族群。鵝/企鵝的父親引發的社會問題，比如孤獨導致的精神疾病，或者家庭成員的疏遠，離婚率高，也間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社會悲劇。

四分之一的韓國人患有精神疾病。

接下來要討論的第三個角色是實力派演員。

吳政世飾演的、金秀賢的自閉癥哥哥文尚泰──社會面對精神疾病的歧視態度，也是韓國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在OECD成員國中，韓國的自殺率最高，自殺的第一個原因正是心理因素。根據2019年精神心理福利項目支持小組的統計，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殺率比一般殘疾患者的自殺率高3.1倍、比總體人口自殺率高8.1倍。而根據《pressian.com》新聞報導，調查了針對17種主要精神疾病的「終生流行率」為25.4%。換句話說，一生中經歷過一次以上精神疾病的韓國人占四分之一，而患病率為11.9%，其中男性為12.2%，女性為11.5%。據數據估計，一年中更有高達470萬人經歷了心理健康的問題。（自殺共和國是如何煉成的？）

　　不幸的是，來自社會的偏見，大大地影響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與治療──每當精神病患者發生暴力犯罪時，偏見和歧視就會透過媒體報導等無限度蔓延。根據韓國最高檢察院2017年12月的犯罪分析統計數據，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率為0.136%，但同期該國人口的總體犯罪率為3.93%，比精神患者高出28.9倍。更精確的說，精神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是0.014%，但是總人口的暴力犯罪率是0.065%，是精神病患者的五倍。然而，由于韓國媒體報導的重點是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案例，因此讓人們產生精神病患者的犯罪風險要大得多的誤解。

　　日據時代開始的偏見：精神病患者是潛在犯罪者

　　社會對精神疾病懷有偏見并非新聞，但為什么情況在韓國顯得更為棘手呢？報導指出兩個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時期強調的觀念。在心理醫學現代化之前，日本將精神病患者視作暴力和危險的族群，是應該被鏟除的社會問題。其次，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韓國經濟發展時期，國家以建設健康社會為目標，將精神疾病視為異常形象，連一些最輕微的患者也被視為潛在罪犯，需要與社會隔離，增強了人們對精神疾病的錯誤認識。

　　直到今日，戴著有色眼鏡的媒體對于精神病患者的報導方式，以及各種失真的描述，加劇了社會對其毫無根據的恐懼。實際精神疾病導致犯罪的風險非常低，但當今因社會偏見和歧視而遭受排斥和孤立的精神病患者卻為此苦苦掙扎中。更甚者，由于存在偏見與污名化，一般人對精神病缺乏適當的反應，時常錯過早期治療的時間，等待程度嚴重到不可控制時、非治療不可時，卻為時已晚。在韓國，精神分裂癥（DUP）發作后接受治療的時間約為56周。這比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的12周，足足多約5倍的時間；相較于其他國家，韓國在精神疾病治療上的經費要多出許多。

　　而談到治療，值得一提的是：在韓國，診斷和治療心理健康的門檻仍然很高。特別是處于壓力期的青少年，就算本身已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并試圖得到治療，也會因為年齡的限制而受到拒絕，需要尋求法定監護人的同意與陪同才能就醫。但在傳統的觀念之中，父母常常要求子女自我克服，甚至想要治療還可能變成一場家庭革命。為了避免可預想的困難，大多數年輕人隱忍漠視，但最后卻造成病情加重，也是韓國青少年自殺率成為世界第一的其中一項原因。

　　沒有正常與不正常，只有發現而不是偏見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看在韓國人眼里，不僅反映出了真實赤裸的社會問題、試著扭轉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負面印象與錯誤觀念，更以沒關系精神病醫院的座右銘沒有正常與不正常，只有發現而不是偏見，鼓勵我們拋開成見，接納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