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圖：離婚。新京報制圖

據紅星新聞報道，發生于六年前的“索要千萬逼死老公案”，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判決翟欣欣退還蘇享茂家屬現金、汽車共近千萬，撤銷翟欣欣海南、北京兩套房產的個人所有權。

這是一段閃婚與閃離的婚姻：認識3個月后領證，結婚后1個半月離婚。這也是一段令人唏噓的悲劇：曾經的丈夫已經撒手人寰，曾經的妻子淪為千夫所指。法院一審判決一公開，即贏得不少網民的點贊，大快人心！

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不獨要有常理和情理的支撐，更重要的，還得有法律和事實的支持。“死者為大”并不是裁判的依據。網民為之唏噓的，也并非“IT男”蘇享茂在愛情與婚姻生活中的單純，以及在結婚與離婚中明顯占有主導地位的翟欣欣的工于心計。當雙方經濟地位不平等、感情生活不平等，再加上價值觀迥然有異，這樣的結合注定難以長久。

人們其實更關心，一個與社會接觸較少的大齡青年該如何正確婚戀，一個無害人之心的單純青年，又該如何防范以婚姻為工具的“財產獵手”？

也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些網友在蘇享茂之死中，首先想到的寶貴經驗是“門當戶對”。婚姻雖然不是一種可以割裂出社會現實的愛情，但雙方的背景和家庭狀況確實會對婚姻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

從長遠來看，找到一個價值觀相對匹配的伴侶，并清楚對方的家庭背景及其過往生活史，既有利于雙方共同進步，也有利于婚姻穩定美滿。當然，無法完全否定跨越社會地位和家庭背景的婚姻形式，許多成功的跨界婚姻生活亦證明了這一點。

跳出婚戀視角，從法理上討論此<愛尬聊_知識大全>案，仍需回到一個基本共識：婚姻是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的。一方利用自己的感情優勢地位與手段，強迫另一方將財產轉移給他/她是不道德的，這違背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的法律義務。

一審判決恰恰是基于對事實的認定才做出贈與撤銷的裁判結果的。判決書顯示，翟欣欣在離婚中為取得高額補償，對蘇享茂實施了脅迫，未顧及蘇享茂贈與其財產、希望與其共同生活、維系感情的初衷以及蘇享茂受脅迫下的主觀感受和客觀經濟情況，是造成蘇享茂自殺的重要因素。

因此，翟欣欣與蘇享茂婚戀，以增加自身財產為目的受贈取得的大額婚前婚后財產，均屬可撤銷范圍。

贈與是單向的民事法律行為，其前提是基于贈與人完全自主、自愿的意思表示。若在結婚或離婚過程中采取脅迫手段，使另一方陷于恐懼而作出非自愿意思表示，符合可撤銷行為法律特征。

這既不是輿論裹脅，也不是“死者為大”，從公開的裁判文書看，據以認定的事實證據材料極為具體而細致。這也說明，在大多數時候，情與法并不沖突。

因此，人們樂意看到這樣的“大快人心”：即一宗個案的司法裁判結果，既體現了情理與法理的融合，也體現了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撰稿/顧左右（法律學者）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