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末，漫威宇宙中超級反派“征服者康”的扮演者喬納森·梅杰斯（Jonathan Majors）因涉嫌毆打女友被捕。據外媒報道，兩人當晚從位于布魯克林的一家酒吧乘出租車回家，女方看到陌生女子給喬納森發信息后與其對峙，爭執中喬納森不僅給了女方一巴掌，還試圖勒住她的脖子。次日清晨，女方向當地警方報案，經驗傷確認受害者耳后及面部有多處瘀痕，紐約警方也以毆打等罪名對喬納森實施逮捕。

喬納森·梅杰斯（Jonathan Majors）因涉嫌毆打女友被捕。圖片來源：CNN官網。

案情至此似乎已然明朗，但事發后不久卻急轉直下。先是監禁中喬納森否認使用暴力，并稱其律師團隊正在搜集證據以證其清白，隨后，喬納森的律師向媒體透露，涉案女方還提交了撤案說明。目前，喬納森本人已經交保獲釋，具體案情仍在調查當中。一場驚動各界的“親密伴侶施暴案”竟以這樣的方式潦草收場。然而，這樣的情節在類似案件中卻并不少見。

跳出喬納森一案，我們會發現，家暴案中受害方撤回指控證詞這一行為往往是整個案情中最容易被人誤解的部分。不少受害者會選擇在公開場合與配偶站在一起，將看似能夠提供援助的家人、朋友、律師、警察通通拒之門外。這些還只是經過立案后進入公眾視野的事件，每年還有許許多多的家暴行為發生在一道道虛掩的家門之后，這種暴力不同于其他犯罪，大多數時候它是被遮蓋的，甚至連最親密的家人朋友也無從得知。

于是有疑惑聲涌來：“為什么受害者還不離開”？

在深入走訪美國多起家暴案件前，美國記者蕾切爾·路易絲·斯奈德也有相似的困惑。2000年初，美國蒙大拿州曾發生一起令人震驚的致死案。名為洛奇的男子在開槍擊殺妻子米歇爾后，殺死了家中的兩個孩子，隨后潑灑汽油點燃了房屋，最終回到地下室自殺。據稱，米歇爾生前曾報案稱遭到家暴，并申請過對丈夫實施限制令，但沒過多久她便張皇沖進檢察官辦公室撤回了所有指控。看似反復無常的行為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

走訪中，斯奈德聯系了遇害者的多位親友，并通過一卷錄像帶逐漸還原出案情上升的經過。她嘗試揭開捆縛受害者的多種力量，剖析施暴一方的心理動因，并與那些在反家暴前線戰斗的先行者對話，尋找在逮捕和監禁之外其他可能的應對方式。多方輾轉中，她漸漸意識到，我們對家暴本身其實知之甚少，這也是為什么在“反家暴”口號被一遍遍提及的今天，社會層面在反家暴的具體實踐中依然進展有限。

斯奈德將她對家暴問題的診斷與防治思考寫進了《看不見的傷痕》。回過頭看，這本書所記錄的絕不只是發生在美國的故事，親密關系中的恐怖主義與暴力模式無關國界，它真實地存在于一對對具體的關系中。當有一天，我們的問題不再是“為什么受害者還不走”，而是“為什么施暴者停不下來”，又或者“該怎么保護這個人”時，反家暴或許才會迎來新的轉機。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結合這本書中的案例，來探討家暴案件中受害者所面臨的系統性困境與破局可能。

《看不見的傷痕》，[美]蕾切爾·路易斯·斯奈德著，蔣嶼歌譯，新經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當一頭熊漸漸逼近，

你不會指望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米歇爾和洛奇是在周中放學后的一次聚會上認識的。如果沒記錯，應該是在1993年，據她的朋友回憶，那次聚會上，不到14歲的米歇爾幾乎是一下子就被比她大十歲的洛奇吸引住了。洛奇說起話來風趣幽默，舉止謙遜，更重要的是，來自年長男性的示好帶著自由的許諾，讓彼時的米歇爾燃起了逃離父母羽翼的念頭。即便得知對方曾因毒品交易蹲過一年監獄，這些也不足以嚇退這個年輕女孩。兩人很快確立了關系。

不久后，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一家三口從米歇爾的父母家中搬出來，嘗試建立一個“真正的家庭”。沒過一年，米歇爾又懷上了一個男嬰，不到18歲的年紀卻要照顧兩個小孩，但米歇爾成熟得比所有人預想中都快。起初這個四口之家的經濟很拮據，擠在一輛狹小的房車里，洛奇斷斷續續做過很多份工作，大多都耗費體力但賺得不多。不過，至少那時洛奇是“愛”著這個家的，他會在閑暇時教孩子們支帳篷、釣魚，也像許多父親一樣把孩子舉得高高的，在半空中飛。米歇爾呢？也是愛洛奇的吧，只是這種愛慢慢在似是而非的平衡中變得難以為繼，她常常需要耗費巨大的能量來填補洛奇日漸膨脹的掌控欲。

美劇《大小謊言》（第一季）劇照。

洛奇的掌控是從小事中累積的。從一開始不讓米歇爾化妝，到后來因為米歇爾想找份工作而發怒，洛奇一步步縮小包圍圈，直到限制她邀請朋友來家中做客，試圖切斷她與外界連接的各種通路。而這一切，洛奇甚至不需要動米歇爾一根手指就能做到。他會在情緒失控時將孩子們帶走，一連消失好幾個小時，憂心忡忡的米歇爾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恐慌中等待孩子們安然無恙地回來。

有一次，兩個孩子的外祖母來家中過夜。自從搬出來后，米歇爾與父母相見的次數屈指可數，可那天夜里，米歇爾說：“媽媽，你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要總是過來。”這話的確出自米歇爾之口，可母親總覺得，又不像是女兒會說出的。

轉機出現在2000年前后。那年秋天，米歇爾懷疑丈夫有婚外情，盡管對方矢口否認，并在爭執中打翻了米歇爾的抗抑郁藥。這一次，米歇爾受夠了，她將兩個孩子帶到父母住處，決心獨自返回家中與丈夫對質。臨走前，米歇爾鄭重告訴母親：“無論如何，不要讓洛奇帶走孩子。”

電影《親愛的愛麗絲》劇照。

僅僅一個半小時后，憤怒的洛奇開車沖到了岳母家門口。先是用身體重重地撞著前門，后來又打碎后窗玻璃，穿過廚房到了客廳，用滴著血的胳膊猛地推開岳母，抓起沙發上的女兒沖回車里，離開了。回憶起那天，米歇爾的母親依然無法忘記兩個小外孫的神情，沒有恐慌，沒有尖叫哭泣，眼神呆呆的。“他們肯定見過這一幕。”

警察趕到時，態度冷淡，環顧一圈后詢問米歇爾一家，想要以什么罪名指控洛奇。米歇爾的母親疑惑，這難道不是警方該考慮的嗎？最后，警方以強闖民宅為由處罰了洛奇，但報告單上既沒有拍下碎了一地的玻璃，也沒有提及滴著血的胳膊，更別說孩子們空洞的眼神，而只是寫著當事人“在到岳母家接九歲的女兒（實際上只有7歲）時打破了后門窗戶”。

也是那晚，米歇爾婚后第一次回到父母家中居住。她告訴母親，洛奇曾經不知從哪兒抓回來一條蛇養在客廳，還說會趁米歇爾睡覺時放在她床上，又或是趁她洗澡時放進浴室，偽造出一場意外。漆黑的夜里，米歇爾語氣飄忽，身旁是震驚到說不出話的母親。

電影《隱形人》劇照。

母親央求女兒把這一切寫下來，去警局申請限制令，米歇爾也的確照做了。洛奇很快被關進當地監獄。那晚，朋友們帶米歇爾去酒吧慶祝二十三歲的生日，這是米歇爾第一次擺脫洛奇的控制多帶帶去酒吧，但那晚她只喝了一杯就起身想回家，說要和孩子待在一起。“洛奇試圖讓她相信外面的世界意味著危險，但不想讓她知道，其實真正的危險來自他。”

然而，兩天后米歇爾接到電話，“洛奇已被保釋”。據說洛奇在獄中聲淚俱下，哭訴自己什么都沒做錯，只是一個想接孩子的爸爸。電話這頭的米歇爾神色大變，她母親回憶女兒“嚇得魂不附體”，對著電話大喊大叫，隨后沖進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撤回了所有指控，“他從來沒有威脅過我。沒有蛇。都怪我。他是個特別棒的丈夫和父親”。

那一刻，她對限制令的信賴崩塌了。蕾切爾·斯奈德在書中稱，那幾乎是米歇爾的本能反應。“當一頭熊漸漸逼近時，你會猛地起身尖叫、虛張聲勢，還是躺下來裝死？但可以肯定的是，當那頭熊馬上就要到你面前時，你不會指望得到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的幫助。”

美劇《閃亮女孩》劇照。

被捆縛的受害者：

“為什么還不離開？”

米歇爾最終否認了指控書上所有的話，選擇在所有人面前和洛奇站在一起，以表“忠誠”。這一行為或許間接導致整個事件的走勢無可挽回。事發后多年，當時的檢察官回憶起調查經過時稱無能為力，“司法系統并不是為不合作的證人設立的”。可蕾切爾在走訪中也得知，在這片土地上，幾乎每天都有兇殺案發生在不合作的受害者身上。為什么米歇爾她們選擇留下來？

綜合近年來多起發生在各地的親密伴侶兇殺案，蕾切爾發現這些受害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她們曾一次又一次嘗試過任何可能的辦法，卻無一例外都在諸多外部力量撤出后，刺激那頭正在逼近的熊變本加厲。從身邊的親友到警方，他們的表現都像是在告訴當事人：“你太夸張了”“事情沒那么嚴重”“他只是想見見孩子”…… 這些判斷滲透著明顯的性別刻板印象，男人是強壯的，女人是柔弱的，男人是理性的，而女人是歇斯底里的。洛奇被保釋的那一刻所傳遞給米歇爾的信息是，“體系也將我的自由置于你的安全之上”。

延伸閱讀《他為什么打我：家庭暴力的識別與自救》，[美]倫迪·班克羅夫特著，余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11月。

即便米歇爾帶著孩子逃出去，她們又該如何生活？米歇爾沒有收入和工作經驗，那天洛奇強闖娘家已經表明這些都無濟于事。當人們一遍遍追問“為什么受害者還不跑”時，體系中的漏洞早就篩過了“該怎么保護這個人”這類再實際不過的問題。對于米歇爾而言：“世界之大，那個男人會傾盡所有找到我。”

換言之，米歇爾選擇的不是“留下來”，而是“活下去”，躡手躡腳地走向屬于她和孩子們的自由。慢慢地，受害者學會了一套安撫憤怒配偶的方法——懇求、哄騙、發誓，以及在公開場合與配偶立場一致，以此為自己爭取安全脫身的時間。她們甚至可能無法意識到形勢正在變得越來越嚴峻，直到兇殺案發生的前一刻，都懷抱一線希望，覺得只要孩子在身邊，對方就不會傷害自己。

落到具體的家庭關系中，形勢的變化常常難以捕捉。操縱大多很隱蔽地潛伏著，而且往往是由那些低級的攻擊和威脅所構筑的。在《脅迫掌控：在生活中男人如何使女人陷入羅網》中，埃文·史塔克稱百分之二十存在家暴的關系中沒有出現肢體暴力，他將這種在不傷及受害者肢體的情況下，主導其日常生活的方式稱為“脅迫掌控”。而在脅迫掌控中，外人看來的威脅可能會被當事人解讀為愛，特別是在其中一方極其敏感脆弱的情況下。對于米歇爾而言，真正的捆縛在于即便她感知到自己在家中是個“被強迫的人質”，她也很難相信，一個愛著或曾經愛過的人真的會危及她的性命。

美劇《大小謊言》（第一季）劇照。

更艱難的是，大多數親密關系中的暴力時刻是波峰式的。當憤怒的施暴方事后道歉時，講述著自己也曾是某段關系中的受害者，以及自己又是如何在同原生環境遺留的陰影艱難搏斗，這時，選擇再一次原諒的米歇爾們并不僅僅是幻想對方會真的改變，而是那一刻她們同樣產生了向內的自我懷疑，覺得“是不是我不夠包容”“是不是我的方式不對”。親密關系的復雜性也恰在于此，雙方都完全地看到了對方的“強大”與“軟弱”，“暴虐”與“依賴”，而同這種“軟弱與依賴”作斗爭才是最難的。

失控的障眼法：

“為什么施暴者停不下來？”

米歇爾一家最后死于一個星期一的晚上。洛奇在開槍擊殺妻子后，殺死了家中的兩個孩子，隨后潑灑汽油點燃了房屋，最終回到地下室自殺。警方趕來時，房子里濃煙繚繞，一切看似無法用邏輯去理解。那一晚，洛奇“失控”了嗎？這個詞在家暴或親密伴侶兇殺案新聞中反復出現，可實際上，失控的瞬間并不存在，暴力是一種選擇。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所有研究都曾將家暴歸因于“瘋女人”激怒了她的丈夫。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反家暴倡導者埃朗·彭斯提出“權力控制輪”（Power and Control Wheel），歸納在實際關系中，施暴者持有權力與掌控對方的方式大致有八種——恐懼、情緒虐待、孤立、否認和責備、利用孩子、欺凌、經濟控制，以及蠻力和言語威脅。研究還表明施暴者大多會否認自己真的在實施暴力，傾向于用“沒那么糟糕”來弱化暴力的程度，并指責受害者反應過激，他們不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尋求權力與掌控。一旦感到“世界虧欠了自己”，需求沒有被滿足，信仰系統面臨挑戰，這些就被自動歸結為“真男人”遭遇的致命危險。于是“真我”消失，“內心的殺手”開始行動，而殺手不會有愧疚感，因為殺手不是“我”。

《致命愛人：家庭兇殺案中的兩性關系》，[英]簡·蒙克頓·史密斯著，尹曉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9月。

此外，語言往往在家暴中被挪用，成為暴力的組成。為了鞏固暴力的合法性，施暴者會用不同稱呼指稱對方，那一刻房間里沒有“米歇爾”或是“阿莉莎”，有的只是“蕩婦”和“瘋女人”。在這些新名字下，暴行本身在施暴者意識中就成了站在情理一方的合理懲戒。而在事發后，施暴者往往會表示懊悔并流淚致歉，“如果不是因為我如此在意你，我就不會這么生氣”，將此前施加的暴力與內心的嫉妒浪漫化，并完成了對殺手行為的自我開脫。

更遺憾的是，施暴者看似都是暴怒的人，然而事實上，這種暴力是有特定指向性的，以至于我們無法輕易將他們從人群中辨認出來。走訪中，創建了美國第一個施暴者干預項目的亞當斯稱，極度自戀是解讀施暴者的關鍵，而這類人往往看起來十分正常，且有著出眾的人際交往能力。更何況家暴對施暴者的影響要小得多，施暴方既不會因此失眠，也不會失業，“他們很有魅力，而受害者的表現則很負面”。因而，施暴者也常將自己視為某種程度上的拯救者，渴望被人感激。

美劇《大小謊言》（第一季）劇照。

盡管實際案件中，也存在部分女性實施暴力，但蕾切爾在書中并未避諱稱，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所有公開的家暴與其他形式暴力的數據表明，絕大多數施暴者是男性。然而，暴力中的性別問題經常是公共領域中那個“房間里的大象”，而拒絕正視“誰在施暴”的分析方式一直阻礙著我們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案。親密關系中的暴力根源于男性普遍認同的信仰體系，在這套觀念下，男人成為男人的方式是證明自己比其他男人和女人優越，而強迫與暴力正是在覺察到自身的權威受到挑戰后，繼續維持習得的自身優越感的方式。

悖論在于，在這套體系中被拱上等級頂端的男性也從來不是體系本身的受益者。研究暴力的學者詹姆斯·吉利根發現，對于許多男性而言，使他們震驚的是意識到自己也被更強大的力量操控著。換言之，如何成為一個男人的觀念本身是被灌輸的。他們被告知，作為一個男人，可以表達憤怒、展示權威，但不能有同情心、善意、恐懼、疼痛與悲傷這些被認定屬于女性的氣質。他們可以通過暴力消除內心的痛苦，但不可以流淚。歸根結底，這是一種既壓制受害者，也壓制施暴者的文化。

與此同時，當意識到自己是被塑造成施暴者，而不是天生喜歡施暴，這一點也使施暴者如釋重負，且往往這一刻，才是他們真正產生改變的開始。

美劇《大小謊言》（第一季）劇照。

尾聲：

在暴力升級前制止暴力

回顧整個案件，社會干預的缺失在其中起了加速性的作用。蕾切爾·斯奈德認為，以警方為代表的外部力量之所以對事件本身輕描淡寫，除去“家暴”定義中“家”概念對暴力本質的弱化與模糊外，在具體操作層面，我們的社會也缺乏適當的培訓機制，無法在暴力尚未升級時提前加以制止，或者說缺少更為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

這就涉及我們如何界定暴力的升級。根據數據統計，扼頸通常是親密關系兇殺案發生前的最后一項虐待行為，可在實際診斷中卻很難發現。受害者經常無法記起自己被施暴的全過程，復述具體情景時也用詞模糊，不斷改口變更具體細節，甚至可能意識不到自己當時已經失去意識，這些在外界看來很像在“撒謊”，但其實是腦損傷的癥狀之一。而當醫療機構或警方僅僅憑借是否有明顯可見的傷痕作為判定依據時，許多受害者的創傷就被低估了。諸如失憶、聲音嘶啞、小便失禁等不明顯癥狀應該更多被納入對受害者的問詢和檢查流程中。

電影《隱形人》劇照。

一旦暴力被識別，如何保護受害者就成了更為切實的問題。在美國，自上世紀60年代設立的庇護所曾是為解決家暴問題的第一次全國性嘗試。它既可以是旅館里一張過夜的床，也可以是居民區中由多個家庭公用公共空間的獨棟住宅，為的是給親密關系中的受害者和孩子提供一個擺脫過去生活的可能。但是數十年的實踐中，這種“庇護所”常常會變質，提出庇護申請的受害者大多被視作“救濟金的領取者”，由于資源分配受限，獲得庇護的代價可能是辭職、遠離家人朋友，以及孩子離開熟悉的學校等。這些場所甚至會明顯標識隸屬反家暴機構，身份的標識可能招致心知肚明的異樣眼神<愛尬聊_知識大全>。近年來，逐漸興起的是更加關注受害者自主權的“過渡所”。

除此之外，家暴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打破暴力的循環。據蕾切爾·斯奈德調查，美國民間多地正在嘗試組織專門面向家暴家庭孩子的“希望夏令營”，甚至還有針對暴力中施暴方開設的求助熱線，為那些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但不具備情緒控制能力的施暴者提供心理援助。這些具體舉措都需要配合系統性的變革和整體社會意識的更新。斯奈德在后記中提到，電影《暮光之城》中男人會在女人睡覺時盯著她，而當我們的大眾媒體仍然在把這類跟蹤行為無限浪漫化時，年輕一代又如何能意識到親密關系中病態控制的威力？

作者/申璐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