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圖/新華社

據華商報報道，最近，關于四川成都“中國電科清明節強制加班怒懟領導”一事鬧得沸沸揚揚，雖事后證明純屬捏造，卻擊中了無數上班族的共鳴點。而在陜西西安，也正有一位上班族“勇敢”地提起勞動仲裁，向單位索要幾年來的加班費。

按照當事人的說法，其任職于西安某企業，“從2020年8月到現在，個人加班時間已經大約3000小時，很少換休”。在勞動爭議仲裁申請書上，其提出的事實與理由為“在職期間，被申請人多次安排本人加班，卻沒有支付加班費，至今拖欠加班費292623.71元……”但也表示，這個數字不一定準確，最后看勞動部門如何裁定。

對此，該公司相關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認為，加班費這些有明確規定，也是個人自愿的，可以不加班，也可以換休，“大家都加班，也沒有其他人提出意見……他之所以現在提出仲裁，是因為要離開單位，想多要些錢”。

那邊引發軒然大波的“員工因強制加班怒懟領導”一事才被證實為偽造，這邊就有人因為索要加班費發起勞動仲裁，這或為前者在網絡輿論場引發的強烈共鳴，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注腳。

盡管此事的諸多細節還有待核實，該員工的維權結果如何，也還取決于勞動部門的裁定結果，可公司方面的一些回應，本身足夠耐人尋味。

員工對無休止的加班有疑問，乃至主動索要加班費，這都不過是人之常情以及依法伸張自身權利的正常表現。可在該公司相關負責人眼中，卻成了就是“想多要些錢”，甚至強調“大家都在加班，也沒有其他人提出意見”。

這樣的解釋，不僅生硬，也毫無道理。很簡單，只要是依法維權，“想多要些錢”何錯之有？而<愛尬聊_頭條百科>且，“大家都加班”，與“加班有理、合法”并無必然聯系。甚至，從現實來看，這或只能說明該公司加班現象嚴重，大家卻敢怒不敢言。

而且，若如該公司這位負責人所言，加班費“都發在年終獎里”，這種發放方式是否符合相關法律規定，也值得商榷。需明確，年終獎和加班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口口聲聲說公司的加班費有明確規定，員工卻無從知曉，又是為何？

事實上，按照該公司負責人的說法，該員工“之所以現在提出仲裁，是因為要離開單位”，這或意味著，公司方面也可能很清楚，在職員工是不敢如此“勇敢”維權的。

這樣的企業管理心態，顯然需要檢視的，這也與被偽造的“員工因強制加班怒懟領導”事件中，員工主動提出離職的細節，構成了一種現實呼應。一定程度上說，這未嘗不是對職場生態和勞動者權益保護現狀的真實映射。

具體到這次事件中，盡管該員工的維權訴求能否獲得支持還存在不確定性，但其加班軟件中留下的加班申請、審批記錄，或能為相關部門的裁定提供比較客觀的參考。這也提醒職場維權保留證據的重要性。

按照該員工的說法，“去年有幾個月活多，特別忙，我們車間有100天幾乎所有人都是天天上班15小時”，這一情況如果屬實，可能還不只涉及其個人的權益保障問題，其他員工恐怕也需要一個說法。對此，當地勞動監察部門或有必要介入調查。

不可否認，囿于不同行業的特性，一些公司需要加班或是很難完全避免的，大可不必因為存在加班現象，就對一家企業上綱上線。但是，其前提是要保障好員工的基本權益，加班制度要合法合理，加班費的計算辦法，發放時間與方式，也應當予以制度化明確。

如若舍棄了這一點，再多為加班辯護的理由都顯得蒼白，也是于法不容、于理不通的。尤其是在今天，隨著勞動者權利意識的強化，勞動法落實力度加大，那些還打著讓員工“免費加班”小九九的公司，更須規范行事了。

近年來，輿論場上逐漸出現“年輕人整頓職場”的說法，潛臺詞就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員工敢于對不合理、不合法的企業管理行為說不。但落到現實中，還是不能高估勞動者依法維權的“主動性”，諸如“免費加班”的現象，仍是不少勞動者不能觸碰的隱痛。

以此而言，如何破除“只有離開了才敢要加班費”之類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困境，依然任重道遠，也值得我們更多關注與監督。

撰稿 / 重舟（媒體人）

校對 /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