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民小學的上課時間到了。

去看桃花，看看一場春雨后桃花的花苞怎樣綻開，爭論壓彎的桃枝更像一把劍還是三角龍的犄角。去種地，觀察一場春雨后西瓜苗的長勢，實驗羊糞和剩菜哪個更適合用來堆肥。感受春天，去漲水的小溪抓螃蟹、逮魚，再摸兩塊石頭做美術課的畫板。

傳統公立教育的語境里，時間被精確到分秒，準確得像一個節拍器。但在斯民小學——一所浙江山里的公立小學，孩子們卻可以用一整個下午剝開一朵花瓣，在教室里靜靜畫一幅畫。

斯民小學的孩子們正在野外上課。受訪者供圖

這并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教育烏托邦，也和自然教育圈曾流行的“在家上學”潮流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一切改變發生在一所曾面臨生存危機的公立鄉村小學，這是一次體制內部生發出來的嘗試。

改變的初衷有些迫于無奈：學生減少，撤校在即，校長斯劍光想用特色的教育留住孩子。改變的效果卻出乎意料，有大城市的家長帶孩子來到這里“逃避內卷”，也有推崇自然教育的家長帶孩子來到這里找尋理想的教育理念，也有人看到媒體報道后慕名而來，想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在這個被反復講述的結果背后，斯劍光知道這場改變有多艱難，他把這概括為“一連串的偶然”：改革的決心、理想者的加入、政策的傾斜、一步步傳遞的接力棒。他曾經覺得城市的、精英的教育才是不可避免的潮流，而現在，他想帶著斯民小學，在鄉村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逆流”的家長

從諸暨市區到斯宅村，汽車要駛過一段盤旋而上的山路，離斯宅村越近，路變得越窄，層層疊疊的林木擋住視線。繞過大壩，駛過浩渺的東白湖，聽見溪流聲時，就到了這個沿溪而建的古樸村落。

走過這里的老街巷，聽不見人聲喧鬧，雨天人們躲進屋子，看山間云霧繚繞。到了晴天，水面泛著波光，村里的老人把新采的野菜晾曬在路旁，搬出椅子在老街上曬太陽。

這是一個逐漸變得空心化的村莊，因為地處水源保護地的上游，這里工業、旅游業受政策限制難以發展，村民多種植香榧、茶葉等經濟作物，靠一間間土特產店撐起生活。過去的三十年里，“走出去”是這里的主題，學生去外面村子讀書，考出鎮子，在更大的城市落地生根，壯年則想盡辦法去到附近城市打工，帶著子女去城區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

傍晚的斯宅村。新京報記者 史航 攝

在來勢洶涌的“走出去”浪潮里，任溪是第一批從大城市“逆行”到斯宅村的家長。她在一所美術學院畢業，熱愛自然，喜歡植物，她說：“我想在這里讓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

任溪的孩子齊元曾在杭州的一所公立學校讀書，在老師口中是個“慢吞吞”的孩子。說是“慢吞吞”，其實齊元成績并不差，只不過是一張卷子會比別的孩子多做十幾分鐘，考慮問題的時候會比別的孩子慢半拍。“但是學校不會去等他這半拍”，任溪說，后來她才知道，齊元曾多次因為卷子寫得慢被老師要求重寫一份，期末時整理一學期的卷子，任溪數了數，發現一共有四十多張。

那段時間每次放學，任溪在家長群里總要被老師點名，每次看到群里出現孩子的學號，她都覺得頭疼，時間久了，她開始焦慮，孩子也產生了厭學情緒，變得不愛說話，喪失信心，任溪決定讓齊元在家休學一年。這一年里，她去考察過杭州的私立小學，發現那里的孩子從幼兒園就開始學英語，“比原來的學校還卷”，她也去過一所奉行華德福教育理念的新式學校，卻發現那里禁止孩子使用電子產品，“和我的教育理念也不一樣。”

認識斯民小學是從一堂特色課開始的，那時任溪的朋友林捷正嘗試在斯民小學引入特色課程《認識詩經里的植物》，她帶著孩子邊讀詩經邊尋找里面的植物，“讓孩子們體會到那些詩歌里的植物可以聞、可以食、可以觀賞，從而發現詩歌之美和自然之美。”

詩經講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林捷在秋日的早晨帶著孩子們走到上泉溪邊，看溪水緩緩流淌，岸邊的植物隨風飄搖，他們采下河邊的禾本植物，分辨蘆葦、荻、芒、蘆竹和斑茅的區別，摘下細長的葉子，做成一艘綠色的小船沿溪逐流。詩經講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林捷就帶著孩子們來到院子里、山野間，尋找詩中所說的“薇”，用看麥娘做口哨，用拉拉藤做勛章，用采集回來的薇等植物制作植物拓印手袋。

任溪確信，這是一個“可以允許孩子慢下來的地方”。

來到斯民小學前，家長劉璐也曾想過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或者私立小學，“更徹底地逃離內卷的環境”，但幾番糾結后，她最終還是選擇了斯民小學。在她看來，她想給孩子一個更快樂，更適合成長的童年，卻不想讓孩子在童年就決定了以后要走上一條脫離主流教育的路，“一些私立學校的課程脫離升學體系太遠，孩子去了之后很難再回到體系里來，但是在斯民我們可以讓孩子在寬松的環境里慢慢成長，給她自己選擇的空間。”對于劉璐來說，斯民小學是一條“折中”的道路，它“能讓孩子在壓力下好好喘口氣” 。

從無錫來到斯宅村的家長楊淑選擇斯民小學，是想在鄉村找到自己理想中教育的樣子。她從孩子出生的頭兩年就有了帶孩子嘗試新式教育的想法，看到表弟和表妹的孩子在南京讀書，“在體制里受到非自然的壓迫”，她感覺有點喘不過氣，“兩個孩子放學后父母都在旁邊陪著學習，想到這樣的日子可能要持續十幾年，我有點害怕，所以決定要讓孩子走另外的路。”

她曾追隨一家奉行“自然自主教育”理念的學校來到成都，最初，她被那所學校展示的教學場景吸引：學生們三五成群地自由討論課本，老師在旁邊耐心引導，不干涉也不強加，這讓她感到了教育對孩子的尊重。她開始一邊在那所學校從事宣傳、后勤等工作，一邊陪伴孩子讀書。可過了一段時間她發現，這里的教育“開始偏移，開始有了功利心”，學校為了吸引成都的家長帶孩子入學，在宣傳上“樹標桿”，強調數學，追求超前，楊淑覺得這是對“自然自主”的背叛。

后來她帶孩子從成都離開，與合伙人一起在無錫開辦學堂，繼續踐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這一實驗也很快遇到了危機，她重視通識教育，花錢請了香港一所大學的哲學講師給孩子上通識課，合伙人和她發了火，質疑她“花了錢卻產生不了任何收益”，這段短暫的嘗試最后也不歡而散。

兩段城市里并不成功的教育嘗試讓楊淑反思，“城市里的高壓力、快節奏是不是產生不了自然教育的土壤？”她把目光放到鄉村里的斯民小學，在她看來，這里遠離城市的快節奏，也沒有很強的升學壓力，她想試一試，看“自然自主”的理念能否在這片土地實現。

“來伴讀的家長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任溪說，“有的小孩和我家的一樣遇到厭學的問題，有的家長不認同公立學校的教育理念，也有的家長只是喜愛自然，想在這里找到一個舒適的環境。”

這些“不太一樣”的家長在斯宅村碰撞出一連串的“化學反應”， 校長斯劍光協調鎮政府，利用學校周邊的村民空置民宿，經過簡單裝修改造，配備基本生活設施，出租給伴讀家長，建立了一個伴讀社區。這個社區本是為了解決伴讀家長的住宿問題，卻在越來越多的城市家長來到斯宅村后，成了一處校外教育的田地。

斯民小學的孩子們趴在禮堂看書。受訪者供圖

有家長做過高中老師，每晚在伴讀社區帶孩子們讀書，教孩子英語，有家長對傳統文化感興趣，提議在這個社區里開展“夜讀經典”的嘗試，還有家長做心理咨詢師，周末的時候，她組織伴讀家長交流，教他們排解心中的壓力。

任溪是美術學院出身，她在學校兼任孩子們的生活老師，也幫美術老師帶美術課，她帶著住校的孩子們用蘆葦玩投壺，砍下竹子做成關節靈活的竹節人，還組織起“溜村”的活動，帶著孩子們了解斯宅村和斯宅村外的世界。

最近的日子，斯劍光還驚喜地發現，來伴讀的家長與村里的老人格外親，因為老人的兒孫在城里，一年見不了幾次，現在突然從城里來了“兒孫輩”，新的人倫親情替代，“地白送，菜也白送，他們終于有人陪了。”眼下，斯劍光還想幫忙解決伴讀家長的就業問題，他幫家長聯系附近的制茶傳承人，培訓家長制茶的方法，還想著和鎮里爭取村上店鋪租金的優惠，讓任溪開一間手工工作室。

城市的家長回流后，斯民小學熱鬧了起來，有媒體聚焦城市家長的“反內卷”實驗，也有其他教育工作者前來借鑒經驗，想在自己的學校也開展創新，校長斯劍光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是：斯民小學的改變是怎樣發生的？

改變的種子

校長斯劍光今年四十五歲，他身材壯實，愛穿一身運動裝，頭發兩側推平，中間抓高，“打眼一看像個體育老師。”沒有訪客的下午，他愛坐在教學樓連廊處的木桌旁喝茶，或者扶著欄桿看操場上的孩子們嬉戲。有孩子倒立，他鼓勁“再堅持一會兒”，孩子爬墻，他遠遠地打手勢，“上去，上去”，孩子從階梯上跳下他也不攔著，“小心點別把樹踩壞。”

熟識的老師都說他像個童心未泯的大男孩，帶孩子去博物館，孩子站著合影，他倒立著照，晚上帶孩子玩“頂竹竿”，孩子用頭頂，他要拿下巴試試，遠看像在表演吞劍。生活老師任溪說，“孩子們倒立，爬墻，跳臺階，全都是他教的。”

斯劍光帶著孩子們玩竹竿。受訪者供圖

“他不是那種務虛的領導”，有老師這樣評價斯劍光。他不愛在會上連篇累牘地傳達工作，認為那種事“微信上拉個表格就搞定了”，而是鼓勵老師在開會時交流教育觀點，分享和孩子們相處的故事。

斯劍光是斯民小學上世紀80年代的畢業生，清澈的上林溪，古樸的校門同樣是他童年的記憶，直到現在他還記得自己小學時拿著木劍與同學在山路間追逐的場景。上世紀90年代斯劍光從諸暨師范畢業，身邊的同學選擇留在城區，或是去更遠的地方，他卻要求回斯宅村任教。

斯劍光任教的三十年恰逢城鎮化加速，他目睹了鄉村小學的衰落。他任校長的第一所小學在撤點并校的浪潮中被撤銷，第二所小學也因生源不足關閉。2005年他競聘到斯民小學當校長，眼看著學校從400多人減少到100多人，最后只剩60多個學生。

學生最少的那一年，20多個學生從六年級畢業，入學的一年級新生卻只有4個。“我們這里有能力走的全都走了，去諸暨買了房子，找了工作，帶孩子去城里的小學讀書，剩下來的孩子多是留守兒童，性格都有些沉悶。”斯劍光說，“教室空蕩蕩的，一句話說出去就掉到了地上，完全沒有上課的感覺。”

斯劍光一度想過放手，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也做好了斯民小學撤校的準備，想著既然鄉村衰落的浪潮不可逆轉，那撤校后換到城里小學謀一份教職也不算太壞。但最終他還是放不下，趕上周末和假期，他總能看到斯民小學畢業的校友回校園里閑逛，他們有的去了杭州、上海工作，假期特意開一個多小時車來到斯宅村，只為看看斯民小學里的楸樹，問問孩子們最近的情況，有人年紀和斯劍光差不多大，回到學校還順著樓梯滑下，眼睛里有發自內心的興奮。

斯劍光忍不住去想，這些人在外工作，買了房，接走了家人，生活的重心已經搬到了城市，這座百年的村小可能就是他們與村莊的唯一聯結，“如果學校沒了，以后他們回到斯宅村能去哪呢，還找得到根嗎？”看著村里老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越來越少，他覺得鄉村教育像一盞燈，這盞燈不能熄滅。

該怎么做？斯劍光最開始想不出什么創新路子，但他明白，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調斯民小學的歷史和百年名校的招牌，是解決不了學校的生存危機的。他認定：“鄉村小學想和城里的學校比師資、比成績是很難有出路的，我們想生存下去，就要辦有特色的教育。”

中國青年報2015年刊發的報道《一個家族書寫的教育史》里記錄了斯劍光當時的想法，那時的斯劍光已經開始嘗試體系之外的教育，他帶學生早讀古詩文，希望把古文教育落實到課程上，“適當增加語文課課時，除省定教材外可自行選擇古詩文輔助教材，放寬標準化驗收的標準。”

他也從來斯民小學支教的教師身上受到啟發，看到支教教師帶學生到村里寫生，畫古民居的門楣窗欞，雕梁畫棟，音樂老師帶孩子們唱歌跳舞，他希望擁有聘任教師的自主權，“吸引那些有教育情懷的，愿意在鄉村學校長期工作的老師到斯民小學來，結成一個志同道合的群體，這樣就能慢慢改變學校的面貌。”那時他對中國青年報作者列了三條對斯民小學的發展期望：具有課程設置的自主權、有聘任教師的自主權、有額外的經費支持。

后來斯劍光回憶，那段時間里，他開始廣泛尋求社會力量的幫助，校友、公益組織或是各級領導來到學校，他帶著訪客逛校園、講校史，在斯宅村里散步。他講著名斯民校友的故事，講斯民小學如何見證了近代教育的變遷。走到古宅千柱屋，他和訪客聊石雕背后的典故，逛到后山，他介紹這邊的羅漢松長了幾十年，那邊的榆木疙瘩長成了材，時間久了，斯劍光就像是村子里隱藏的專職導游。

斯民小學校園里有棵開花的楸樹。受訪者供圖

講完了校史，逛完了村子，回到學校的茶桌，他總不忘報告一下學校遇到的困難，缺錢、缺人才、缺創新的力量，“好像說這些都成了一種習慣，總想著說不定有人聽進去了，機會就促成了。”

變化慢慢發生，一些公益組織和教育者關注到斯民小學，在這里開始多樣的實驗。有些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曾有社會力量在學校推廣速記法，讓孩子們通過背圓周率小數點后的數字來訓練記憶，學生背得叫苦不迭，斯劍光堅決地叫停了這次嘗試。還有人想搞傳統教育，帶孩子每天早晚背誦古文，斯劍光看孩子們每天背得機械，很少往心里去，也叫停了這一試驗。

后來斯劍光把自己的嘗試總結為“大浪淘沙”，他利用孩子們晚休、早讀的時間讓各種新鮮的試驗進入學校，那時他還不知道什么樣的路子是適合斯民小學的，但他有個直觀的觀測手段：“觀察這個嘗試是不是對孩子有利的，如果是，我們就把它融入學校的教學體系里面。”

后來，斯劍光漸漸有了模糊的標準，他總結成“鄉”和“野”，鄉是關于村莊，關于傳統和歷史記憶的教育，野是關于自然，關于想象力的教育。“大浪淘沙”了一批又一批后，那些最終留下來的成了“改變的種子”，在斯民小學生根發芽。

種下種子的人

六年級的語文老師呂淑斌是最早一批“種下種子”的老師，他今年43歲，戴金屬框眼鏡，頭發蓬松，襯衫和毛衣穿得板板正正。他愛看電影，愛讀哲學，關心新聞、時政和有趣的新事物。他津津樂道的一段記憶是上師范中專時，和室友湊錢買了臺奔騰電腦，徹夜圍坐著看國外的新片。那是1994年，正趕上電影的黃金時代，屏幕里關于自由、勇敢和成長的故事讓他“發生了很多改變”。

后來呂淑斌成為了一名初中語文老師，在斯宅村所在鎮上的中學帶畢業班，日復一日地講解提高成績的“招式”，他有經驗、懂方法也肯下工夫，“拼命地抓時間”，有幾次班級里考出來的成績比平行班高出十分，他也成了學校信任的畢業班名師。

呂淑斌帶著孩子們創排戲劇。受訪者供圖

但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年，他開始覺得沒意思，講一節課之前，他就知道什么是重點，什么不重要， 那些關于文學的想象和詩意漸漸消失，“我會知道我明天在干什么，我會知道我明年要干什么，我會清楚地知道我接下來每一天都會重復這樣的東西。”

呂淑斌嘗試過改變，他在午休時間帶著學生看《賽德克·巴萊》，上下兩部放了整整一周，電影放完，學生倍感震撼，但“校長著急了，家長也著急了”。校長找到他，話中有話地說，“馬上要考試了，這批孩子還是要抓得緊一點。”他還嘗試讓孩子做課外閱讀，寫影評，但繁重的課業壓力下，這些嘗試很快就沒了回響。

那段時間呂淑斌一度特別迷茫，他知道對于鎮級中學的初中生來說，把成績提高才能擠進狹窄的躍升通道，走出鄉鎮，而學習答題的招式，提煉重點才是這條路的走法。但呂淑斌心里又總告訴自己，“真正的語文教育應該給孩子更多。”

直到后來呂淑斌結識了斯劍光，空閑的時候他總跑來斯民小學喝茶、寫毛筆字、看著校園里開花的楸樹和遠方的南山發呆。他覺得“斯民小學的安靜和那段時間的心性恰好相符”，也在和斯劍光的交流里漸漸意識到，這位校長正在尋求改變，而這所小學，恰恰有讓他施展的空間，后來他打趣：“過了幾年，終于把自己從初中老師聊成了小學老師。”

他開始嘗試成績之外新的評價體系，“把關注點放到孩子本身。”呂淑斌隨身帶著一疊稿紙，沒課的時候，他就坐在桌旁，記錄每一個孩子的故事，他說自己在給教過的每一個孩子“建檔案”，一份屬于私人記憶的，在主流評價體系之外的檔案。六年級的蔡杭劍活潑淘氣，總搞破壞，但抓螃蟹是一把好手，呂淑斌給他的檔案取名“蔡杭劍-螃蟹天敵”，他寫下“蔡杭劍干活的時候總有使不完的勁，出不完的力量”。愛畫畫的映漪在書法課上發揮想象力，把繁體字化成了水墨畫，他記下這一創造性的舉動，在筆記上寫“真好，天生的藝術家就在我身邊”。

后來他開始把學生帶到村子里上課，語文課講寫作，他帶孩子們走到古屋，拿出前人寫過的文章，讓孩子們在一樣的環境里感受寫作者的心境，評價哪里好，哪里不好。孩子們寫不出來作文，就帶他們去山里走一走，孩子們不想坐在教室里，就去門口開花的樹下讀書。天氣正好時，他讓食堂阿姨做一包飯團，帶著孩子們去后山郊游，取名“山行”，校長看到呂淑斌的嘗試效果不錯，就把“山行”變成了全校活動。

在斯民小學的六年讓他看到了一種“平衡”的可能，曾經他在初中的教學中發現不少學生的作文空洞無物，缺乏生活經驗。來到斯民小學，帶著學生外出上課、走進自然后，他發現學生的作文不再無聊，字里行間融入了很多生動的體驗和感受，學習狀態和心態也明顯好了起來。更重要的是，斯民小學并沒有與主流的升學體系脫軌，這里不僅是在進行一場融合實驗，也是個“可進可退”的地方。

六年時間過去，呂淑斌覺得自己已經不再像在初中任教時那樣迷茫，斯民小學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他對教育的想象。

但那些曾經困擾著他的矛盾仍然存在，對大多數普通的鄉村孩子來說，成績依舊重要，路徑依舊狹窄，提高分數、考上好的中學仍然是走出鄉村，去到更大世界的主要通道。即使是在已經相對脫離競爭環境的斯民小學里，仍有家長和孩子對成績和考試抱有焦慮。他承認斯民小學的變革是“一連串的偶然”，有著太多變量和偶然因素，很難在更廣闊的領域里復制，在更多地方，另一種教育的可能性還沒有打開。

這不是“烏托邦”

更多的變化在斯民小學發生后，校長斯劍光的思路漸漸清晰了起來，他在發表的文章中這樣總結現在的“斯民模式”：利用斯民小學特殊的優勢，以及斯宅村的豐饒資源，建設一種新的學校教育和課程模式。具體設想為：上午學習國家課程規定的學科知識，下午開展由學校、家長、社會機構三方共建的美育課，如書法、繪畫、雕刻、音樂、建筑、自然植物等。全校學生數可控制在120人，即每班20人。 “我相信，這樣的教育模式，會吸引一些對教育有追求的城市家長，也能為鄉村孩子在家門口提供高品質的教育，進而為他們未來的人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斯劍光給自己的教育設想加上了“學好文化課”的前提，他并不同意把斯民小學的變化總結為“反內卷”，也不認為斯民小學是個可以逃避教育問題的“烏托邦”，他始終強調斯民小學教育里“體制”的一面——斯民小學有考試，有基礎性課程，有教育部門調過來的“諸暨唯一一個小學數學特級教師”，那些嘗試和改變也多是利用課程體系里的勞動課、科學課、綜合實踐課程、拓展課進行。斯劍光說：“我們只是在體系里尋求改變，步子跨得大了一點。”

但斯劍光和斯民小<愛尬聊_百科詞條>學的老師們也常常感到這“多跨的半步”帶來的撕扯。懷揣著各種教育理念的家長涌入斯民小學后，學校的生存危機解決了，但發展的道路仍然充滿未知。有的家長畢業于自然教育學校，帶孩子來就是為了“讓孩子放松”，他們和斯劍光建議開設更多的拓展課程，引入成體系的美育教育。也有家長來到斯民小學是為了“讓孩子找到節奏更好的學習狀態”，他們則要求斯劍光更重視文化課教學，多和家長溝通孩子的成績。呂淑斌時常感到，孩子多起來后，學校陷入了“既要，又要”的窘境，一些老師也和斯劍光反映，說他對家長的要求響應得有些積極，打亂了原本的秩序。

這樣的“撕扯”還發生在招生的決定上，隨著關注度越來越高，更多的家長打來電話咨詢斯劍光能否帶孩子入學，有的孩子出現了心理上的問題，有的孩子患有先天性的疾病，斯劍光有時覺得“一個學校應該包容各種各樣的孩子”，有時卻也怕這些有一點“特殊”的孩子干擾了學校的上課秩序，“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們招生的邊界應該是什么。”

從斯民小學畢業后該怎么辦？這是所有“逆流”來到斯民小學的家長不得不面臨的問題，孩子在充滿快樂和各種教育嘗試的環境里長大，但終究要面臨升學，要去到另一個教育環境。

劉璐并不擔心這個問題，她打算在孩子畢業后送她去國際學校，再念國際高中，然后出國留學，走一條清晰的道路。但家長邱云卻為此感到焦慮，她擔心孩子會適應不了公立初中的節奏和壓力，曾和幾位家長向斯劍光提出過“在斯宅村建立一所初中，接納斯民小學的畢業生”的想法，但出于政策和成本的考慮，這種設想很難實現。

呂淑斌和斯劍光在茶桌聊天。新京報記者 史航 攝

校長斯劍光認為，他在盡力打造一種慢節奏的、親近鄉野和自然的教育環境，“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有健康的心態和快樂的童年，我相信他們升學之后也是能應對各種挑戰的。”呂淑斌也覺得“好的童年能夠治愈人的一生”，認為在斯民小學畢業后的學生能夠有更多力量去抵御壓力。但目前為止，還尚未有從城市回流到斯宅村的學生從斯民小學畢業，這些假設還沒有一個可供觀察的樣本。這些理想的期待，有待時間檢驗。

斯劍光不避諱這場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他說：“我們現在的嘗試是初級的，是很脆弱的，還需要探索和扶助。”一些鄉村小學面臨的困難在這里仍然存在，斯民小學的英語、語文都要一個老師上幾個年級的課，科學老師甚至一個老師要帶六個年級，美術老師懷孕，美術課就不得不由任溪代課。

任溪發現，想在這樣的環境里引入美育課程格外困難，她帶著孩子上手工課，一個人面對十幾個淘氣的孩子，沒有助教，這邊還沒講完那邊的孩子就圍了過來，讓她力不從心。還有家長對教師的流動產生了擔憂，“有的老師過幾年就會調回到城區，那可能相應的改變也就消失了。”

“我們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讓這些好的嘗試在斯民小學形成一個體制。”斯劍光說，但現在，他還無法具體描述這是個怎樣的體制，又怎樣在這所鄉村小學實施。“斯民小學教育的特色是什么？”有時，訪客問出這樣的問題，斯劍光也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但這位敢于嘗試的校長有信心讓這所學校再次發生改變，擺脫了學校的生存危機，他“一門心思想著怎么辦得更有特色，更成體系”。面對訪客的問題，斯劍光也在思考，比起歸納出一個名詞，概括出一種理念，他更在乎的是自己是不是給了學校有足夠開放的土壤，斯民小學的教育是否還能有更多可能。

連廊處的茶桌是斯劍光最常和老師們交流的地方，有時他作為傾聽者，兩名語文老師在桌上討論如何帶學生開展課外閱讀，他在旁邊端著茶杯靜靜聽，時不時問一句“需不需要什么幫助？”“用不用我爭取捐贈書目？”“要建個圖書角嗎？”

有時他也參與進討論，新京報記者到斯民小學的那天，他和呂淑斌在一起喝茶，正討論著要不要給學生更多自主的權利，決定校史館的布置，給教學樓起一個新名字，兩人一拍即合。可以預見，一個新的嘗試很快又將在這所學校落地。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任溪、齊元、楊淑、劉璐為化名）

記者 史航 實習生 金芷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