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正本》，作者：盛大林，版本：崇文書局 2021年10月

一

我閱讀盛大林所著《唐詩正本：大數據視域下的唐詩新考》時，自行想起十幾年前研讀過的《觀念史研究》（金觀濤 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觀念史研究》是作者與同道建立并利用含一億兩千萬字文獻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這一科學有效的工具，采用“以包含關鍵詞例句為中心的數據庫方法”，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觀念演變的主要論文的匯編。著作者指出：“從來學術新觀點的提出與工具和方法的創新緊密相關，而新方法的引進令學術研究變得更加具有開放性。”認真閱讀此著已過去十多年了，不僅是其厚達650多頁、字數近70萬的扎實厚重，曾一度讓我愛不釋手，而且其中對大多數關鍵詞如權利、個人、公理、民主、社會、科學等政治觀念的研究，給我留下的印象不僅是條分縷析、清晰明了，而是那些研究成果至今仍讓我感到暗香浮動、回味無窮。特別是作者在自序中強調“人的尊嚴，也就是思想的尊嚴”的觀念，自始至終都滲透在字里行間，一直令我“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唐·顧況詩）。

“問題是舊的，方法是新的。”新方法發軔于新思想。“如果思想史需要接受經驗的檢驗，那么便只能以觀念史作為自己的基礎。”我敢說，《觀念史研究》是采用數據庫方法從觀念史研究思想史的第一本專著，而且這一研究成果經受了讀者和時間的檢驗。大林兄“也有自身的造物”，那就是他的思想，——對唐詩研究與考證的新思想與新方法。我不敢斷然地說《唐詩正本》是借助數據庫考證唐詩的第一本專著，恕我孤陋寡聞，這個“本”的確是我讀到的第一本。據國家圖書館推介稱，此書“運用先進的檢索手段收集了海量文獻資料，對這23首唐詩進行了多版本考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些新論，為讀者了解研究這些膾炙人口的唐詩名篇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北京大學圖書館經過精選，也將此書推薦到新書展閱廳，這可以算是“對得起北大”的認定吧。據2022年12月11日鳳凰新聞報道，此書還出口銷往日本，中國港澳臺等地。這一新成果是否也能經受得住讀者和時間的檢驗，那就留給讀者去評說，留給時間去作證。

一個科學而又優質的數據庫，一是存放的信息必定利于文獻的檢索查閱，二是具有很好的開放性而利于不斷擴容。其實，開放的思想，既有利于工具理性的發育，也有益于價值理性的生長。而關于“數據庫及其原理”，恰恰曾是我當年從事計算機原理與程序設計教學的專業基礎內容。對此領域，我比較熟悉；而數據庫與思想、人文如何融合，我更感興趣。所以，先來饒舌一段《觀念史研究》的“新方法”，并非剩飯重炒，而是溫故知新。

思想方法，思想與方法，總是連在一起的。沒有新思想，哪有什么新方法？有了新方法，何愁不產生新成果！在沒有電子計算機的年代，據說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所需計算的數據，硬是靠科學家用算盤和手搖計算機計算出來的。在依靠不了數據庫的年代，據說“文化昆侖”錢鍾書撰寫《管錐編》，全靠他過目不忘的大腦庫存的萬千詞語和警言妙語作依據。現在既然有了電腦和數據庫，那我們理應讓它為人文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插上科學的翅膀，何況一個好記性不如一個爛筆頭呢。元宇宙的元年已過去了，2023年初ChatGPT的誕生成為跳出魔盒的精靈，被人文學者譽為“一流的邏輯、二流的內容、三流的文字”（許紀霖語）而不被看好，我也擔心其一發不可收拾而演變為適得其反，但新技術新方法還是讓它先發發芽為好，說不定長著長著通過修枝剪葉就修成了人間正果。愛護并看好新生事物，這也是我當初鐘情《觀念史研究》而今依舊鐘情《唐詩正本》應用新技術新方法的思想原因。

“道咸以降之學新”，早已是老生常談。今日個避俗趨新，篤行一新，與日俱新，就更不是什么新鮮事了。所有的落后都是怕新掐新滅新的后果，所有的創新皆為健步闊步進步的階梯。

二

《觀念史研究》是以數據庫為基礎開了研究思想史的先河，《唐詩正本》則是用互聯網為依托占了研究近體詩的先機，兩者皆以新技術新手段新方法拔了研究人文與哲學社會學科的頭籌。

文藝學博士劉墨在其著作《乾嘉學術十論》（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11月版）自序里強調：學術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既不應是純粹的思辨，也并非某種思想觀念，而是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衡量其是非價值，也就是從知識增長（“學”）和方法論（“術”）的角度來描述某一學科的發展及建議－－這才是學術史所要做的主要內容。進而，他引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論述：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未來以軌則也。

劉墨博士認為陳師之論，是對學術史所要處理的內容的最好界定。

我之所以不吝筆墨引上述言論，不是說《唐詩正本》“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是“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正因著者大林兄著重從“知識增長（‘學’）和方法論（‘術’）”的角度，以“大數據視域下的唐詩新考”的方式，不敢說為“民族盛衰”，至少是為“學術興廢”作出了他自己“既是對古人負責，也是對今人負責”的摸索與實踐。

“無能搜鼠雀，有命注蟲魚。”（陳寅恪詩）只有“八股文章試帖詩”，才會“宗朱頌圣有成規”，而考證一首詩的背景、通辨一首詩的訛謬、糾正一首詩的差池，完全不需要“宗朱頌圣”，更多的就是“稽古注蟲魚”的“力氣活”，——“力與氣之活”。這“注蟲魚”的“力與氣”，要想能成活，出好活，就要做到如胡適先生概括總結出的研究歷史“四字訣”，即“勤、謹、和、緩”：

第一，勤，尋找材料要手勤、耳勤、眼勤。

第二，謹，嚴記不可靠、不相干的東西不能用。

第三，和，心平氣和，放棄錯的證據，引用對的。

第四，緩，就是拖。寧可懸而不斷，不斷然下結論。

（《胡適全集》第13卷最后一篇《史學與證據》）

大林兄曾接受過古典文獻學及校勘學專業訓練，不但深諳此道，而且身體力行，孜孜不倦，浸淫于浩如煙海的唐詩典籍和文獻古籍之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語）。僅從附在《唐詩正本》每一個主題考辨后的異文一覽表里版本信息及注釋中，仿佛就能看到他“勤與謹”的身影，窺探到他“和與緩”的心境，由此可知他做學問的真誠與使命所在。

“為了一個字，寫了五萬字。”究竟是哪一個字呢？唐代詩人賀<愛尬聊_百科網>知章有一首膾炙人口、婦孺皆知詩作《回鄉偶書》：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其中“衰”字的音義一直存在爭議，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僅為了這一個“衰”字，大林兄查閱了從宋代到民國的有關唐詩的五十一個不同版本，撰寫了《大數據顛覆關于“鬢毛衰”的主流認知》《<回鄉偶書>的“衰”“摧”“催”之辨》《辨析古漢語中的“衰”“蓑”“缞”》《近體詩中的“回”應讀作huái》《<回鄉偶書>異文通考及作者之謎》五篇論文，占整本書的前七十三頁，計五萬八千字。每篇論文都有“結語”。據大林兄“動手動腳”而又嚴謹的考辨，“衰”在灰韻中“讀作摔（shuāi)，意為衰敗、衰落、衰老、衰減、衰退等”（《唐詩正本》P25），“‘鬢毛衰’不僅文從字順、最為常見，而且音、義、韻都能合轍。把‘衰’改成‘摧’或‘催’是錯誤的”（P35），“抑或把‘衰’字注音為‘cuī’,以訛傳訛，帶來混亂”(P36)。

僅此一字，足可見大林兄的“勤與謹”切切實實，而非趁風揚帆，見機行事去偷半點懶。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在論述“要現實關懷，但不要現時主義”時強調：“首先是尊重事實。歷史學家要讓自己的著作依靠證據和邏輯說話，做到言必有據，無征不信。當史實與我們的期望和信念相矛盾的時候，也要尊重事實，不可改變和有意遺漏史實以服務于某種意識形態。當有證據表明自己的解釋是錯誤的時候，歷史學家要有勇氣修正自己的解釋，而不是修正證據。”（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有思想的歷史》P15）

大林兄讓自己的著作依靠證據和邏輯說話，始終認為“校讎考據，重在扎實。觀點可以不同，事實不能搞錯”（《唐詩正本》P195)，“如果我們在考證之前已經有了預設的立場，那就已經錯了”（P331）。一旦“隨著考證研究的深入，發現此前的有些說法不太準確，甚至存在嚴重錯誤”時，他就對較早寫作和發表的論文作“較大幅度的修改”，因為他覺得“字字珠璣的經典唐詩容不得半點雜質，必須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P469）。

僅此一端，亦能見大林兄“詩史”考證心氣平和，而從不意氣用事。這或許可看作人各有命，就自我托命于此吧。

“思想是照亮幽暗的歷史檔案庫的明燈。沒有思想，史料不會說話”（《有思想的歷史》P5)。大林兄打著自己的探照燈，以“詩眼”容不得沙子的心志起步，以研究年少憑詩文知名的“詩狂”賀知章開篇，繼而為還原“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佛”王維等一首首名篇佳構的廬山真面目，爬梳剔抉于各種古籍文獻庫，探索不辭辛苦，自是樂在其中。

“文章存佚關興廢”（陳寅恪詩）。大林兄孜孜矻矻每一首考據的唐詩之源、字義之辨、避諱之證，無論從版本的角度，還是論詩意的表達，他都竭力剔除贗品，回歸正本。《唐詩正本》里的每一篇論文，就是他努力去偽存真、去蕪存菁的結果。

三

以詩證史，悠悠大事。既然事大如此，首先就要保證那能夠“證史”的詩，是“在現存的見證者中找尋一個‘最佳文本’（best text)，在盡可能不編輯的情況下忠實地復制它”，就像貝迪耶方法一樣，“將單一的現存文本當作例子，其優勢在于呈現一個實際存在的文本，而不是一個由文本批評家的各種評判組成的‘假設文本’（hypothetical text)。”（《有詩自唐來》P7)但是，如果現存文本并非單一，那就要對不同版本進行認真的甄別和評判，找出那個“最佳文本”，即“正本”。《唐詩正本》，就是在給一首首被考證的唐詩中找出一個個“正本”。

只有“真實的唐詩”，才能夠“真正地證史”。

我國自有“詩史”傳統。英年早逝的張暉博士著《中國“詩史”傳統》，“從《本事詩》開始，往下搜羅了兩宋到明清重要的‘詩史’論述，提其要，鉤其玄，既‘讀入’也能‘讀出’。”（張的業師陳國球教授語）自唐以來，詩圣杜甫的詩被公認為“詩史”（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何謂“詩史”？張暉博士認為“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杜甫在“安史之亂”中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詩歌；二是這些詩歌記錄了其流離時的全部事情，沒有任何遺漏（《中國“詩史”傳統》P11）。張著“征引文獻”中有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卻沒有《元白詩箋證稿》，其原因在于詩論家們“認為元白的詩歌缺失了詩歌本身的美感”。是哪些詩論家持此批評意見呢？“從宋代蘇轍開始經過明代何良俊直至清代的王懋竑，均對元白詩歌的敘事有所批評，可以看到詩論家對于詩歌忠實記載現實有著很多的不滿”（P270-271）。但張著細密論述后認定，“經過不斷爭辯，詩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學特征的基礎上記載現實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并慢慢與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等觀念結合起來，形成一套‘詩史互證’的學術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經過近代學者陳寅恪的發揮，其影響一直到現在。”（P271）現代學者每每以《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論及陳寅恪“詩史互證”時，往往認為其“問必究根”的史學方向、“事必究底”的考證方式、“字必究源”的詮釋方法，在在屬于學術正道和問學正路，所以才見陳寅恪先生“那史料繁富、考證細密的著作飽含感情，有詩人之致，其原因就在于，他對歷史中人及其所為之事有著出于深沉情感的深刻理解，這使其研究著述具有一種古今相融之境。”（江湄《讀書》雜志2021年第5期）

“以詩證史”，“詩史互證”，這一學術研究方法不管誰開先河，陳寅恪先生成績最大，功不可沒。在對“詩史”概念的闡釋運用中，錢鍾書先生重視“詩”，批評“詩史”，“賦事之詩，與記事之史，每混而難分。……謂史詩兼詩與史，融而未劃可也。謂詩即以史為本質，不可也。”甚至認為“‘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陳寅恪先生側重“史”，但不否定“詩”，所以才會自覺反省“若有以說詩專主考據，以致佳詩盡成死句見責者，所不敢辭罪也”。對于“文人才女之賦詠”，更是認為“不必如考釋經典，審核名物之拘泥”。學者胡文輝編《陳寅恪語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專辟一節“詩異于史”，突出陳先生強調“賦詩自不必過泥，論史則微嫌未諦也”。25年前即1998年，胡曉明教授在論文《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范式之爭》中，論述“陳寅恪與錢鍾書的互補,并非完全不可能,而有意味的互補恰可以達致中國詩學自身豐富深邃的特美。”在此再前推20年，學界若已有如此共識，1978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元白詩箋證稿》的“出版說明”中, 也就不會寫上“有時也陷于煩瑣,甚而以詩代史”這樣的贅語。

運用史料解讀詩歌、理解詩歌，是一門復雜的闡釋學。運用文獻考證版本、校勘源流，這屬于求真的考據學。在對唐詩求真與考證之路上，大林兄雖非潛心“詩史互證”，問學重點則在借用互聯網數據庫甄審版本、追問源流，但其“問必究根”的詩學方向、“事必究底”的考證方式、“字必究源”的詮釋方法，與陳寅恪先生是明轍暗合的，其詩心史心與陳寅恪先生是追隨相通的。

如果一首詩的版本錯誤百出，那么讀詩品詩勢必興味索然。要讀到一首“原貌的詩”，非常需要版本學家們在詩歌的園地里辛勤剔抉出它的原樣。“真偽高于優劣，事實判斷優于價值判斷。校勘考據，首要的是考證版本源流，然后才是文本分析。如果源頭確實、事實清楚，根本不需要饒舌；只有源流雜亂、難以分辨時，文意詩旨語法修辭等方面的分析比較才有價值。”（《唐詩正本》P90）這一版本考證“結語”，是大林兄從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文獻庫、哈佛燕京中文特藏等幾大數據庫中檢索到的五十種著錄或引用的《黃鶴樓》全詩的詩選、詩話、評校、紀事、小說，自唐代至現代計五十六個版本考證及研究后得出的。

耳熟能詳的崔顥名詩《黃鶴樓》，到底是“乘白云”還是“乘黃鶴”，大林兄經過六個方面的考辨，即：一、歷代古籍中的《黃鶴樓》；二、“乘黃鶴”派的觀點；三、“乘白云”派的反駁；四、關于“白云”和“黃鶴”的再辨析；五、“白云”合乎格律而“黃鶴”不合；六、謎一樣的“黃鶴乃人名也”，得出“《黃鶴樓》的原貌”如下：

昔人已乘白云去，茲地唯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青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在，煙花江上使人愁。

大林兄在“結語”中論述道：“你可以說‘乘白云’不如‘乘黃鶴’，因為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每個人的權利，但你不能否認原作是‘乘白云’的事實，更不能竄改前人的作品。且不說改得不一定比原作精彩，即使改得再好，也是山寨作品。優也好，劣也罷，前人文責自負。在現代，這是著作權的應有之義；于校勘，這也是基本的專業原則。”大林兄在學術上不盲從權威、只認可事實，善于梳理辨析、勇于據實立論，這也是受陳寅恪先生“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滋潤的結果吧。

四

大林兄對“輕意改書”十分反感，專引宋朝蘇軾題跋《書諸集改字》之言：“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自余少時，見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唐詩正本》P35-36），以示自己心意。

從古至今，自作聰明者比比皆是，肆意改書者于今為烈。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中寫道：“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后，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此見魯迅先生對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深惡痛絕，因為他們“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這兩句，奉官命改為‘永遠看不出底細來。’）”從魯迅先生的批駁中，可見“四庫出，古書亡”的原因。

批判并不等于打倒，而是剔除假的，肯定真的。我懷疑，就是我在思想。我找錯，就是我在深究。我考證，就是我在懷疑。在有疑處深究，在無疑處疑問，這不是什么懷疑派的懷疑主義，而是實踐者的科學探索，“有一分證據，就說一分話”。大林兄文本批評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生產創作出一個“唐詩正本”。強調“正本”對唐詩閱讀、欣賞、研究的作用，猶如笛卡爾強調“理性”對勝利所起的作用一樣重要。而《唐詩正本》正如其“例言”所指出，引用《四庫全書》“甚多”。為防止“四庫本”竄改形成的錯訛影響“正本”學術質量，他把“四庫本”與“萬庫本”等其他版本一起反復讎正，臻于至善。

一首詩詞的考據難有終極的解釋，一部詩歌考據史的書寫也不會有最后的版本。“所有的歷史學都是對其研究主題甚至此刻所取得進步的階段性報告”（柯林武德語）。大林兄努力了，也基本做到了。這正是《唐詩正本》出版后受到學術界重視和肯定的原因，因此其繁體字版很快由澳門商務印書館出版印行。但原來“關于同一首詩的多篇論文，為了每篇文章的完整性，會有一些重復的地方”（《唐詩正本》P469），不知結集后的這個新版本，對“重復的地方”進行“刪節和整合”是否更加趨向完善？

“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陳寅恪聯）。只要事物向前發展，就一定是因為針對存在問題并及時發現、研究、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斷突破、創新、前進的。唐詩是中國詩歌探索發展中形成的一座高峰，以至讓人們只要“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宋詞是宋代詩人走出唐詩的巨大光環后能與唐詩并立的又一座高峰。唐詩在歷史上令人存疑的問題如此眾多，宋詞當然也少不了。“道情拯溺平生意，豈問迂儒抱一經。”（清·沈曾植詩）因此，大林兄有事可做，我們就盼著等著讀他的《宋詞正本》吧，繼續欣賞他在中國詩歌“正本路”上“不會被隱藏的足印”，那里一定有無窮風光與躲不了的風險，讓他一邊沉醉一邊挑戰。

撰文/楊慶春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