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正成為一種趨勢？

說當下時代是“工作時代”（work-based society）并不過分。這一概念由法國左翼思想家高茲(Andre Gorz)提出，它指的是當下已然形成一定的社會規范，即無論你內心是否厭惡，都需要努力工作，并將工作視為人生頭等大事。近期chatGPT等人工智能興起，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便是“人工智能會不會搶走我的工作”，從中可以一窺工作對于成年人的重要。人們對于工作的主流認識仍然是穩定的、有組織的雇傭關系。零工卻是一種靈活就業、去雇主化的工作方式。

紀錄片 《零工經濟：App奴役制度》畫面。

按照原義，零工指的是音樂演<愛尬聊_尬聊生活>奏者、口譯員等特殊工種進行的“接活兒”行為，按次結算、按工作量計費。但這一概念的使用顯然已相當擴大化。如果用兩個詞來對比零工帶來的就業形態變化，可以用“耐克化”（nikefication）與“優步化”（uberization）概括。前者指的是過去的就業形態——耐克公司由于將設計、生產與營銷的業務分開，并外包給相應的下游企業，從而催生出大量的企業與就業崗位。這類似于過去雇傭關系的方式：企業有需要進行崗位招聘，而個人依附于企業進行著不同的工作。而后者則是共享經濟之下零工的工作方式：人們不需要依附于某個固定的工作崗位，只需要與不同的平臺進行對接，在短時間內完成某項工作并獲取相應報酬。在國內，官方對于零工的定義是“新就業形態”或“靈活用工”，這至少說明這種工作方式已經進入政府層面，并作為一項政策性的指向進行討論與研究。

表面上看，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都是由于互聯網與智能移動設備的普及、全球范圍內平臺資本主義的興起而產生的新型就業崗位，但實際上，其不脫一種古老的工種類型，也就是計件工資制。如果說“全職工作”代表的是“按時收費”，朝九晚六的打卡上班代表著時間創造的工作效益，那么零工則是按實際工作量來結算工資或酬勞。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只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工作量，多勞多得，從而并不需要組織化的生產安排，工作量本身推動著他們自覺完成工作。在互聯網時代，零工實際上帶來的是過往勞動形式的復歸，并依靠先進技術得以發揚光大。

紀錄片 《零工經濟：App奴役制度》海報。

實際上，全球范圍來說，從事“全職零工”的人數比例并不算多，但如果將這一概念擴大至共享經濟層面，零工趨勢便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美國，僅僅2015年就有近十分之一的美國人 （8%）曾使用數字平臺賺錢來“接活兒”，有近五分之一（18%）的美國人通過在線銷售東西賺錢。而根據巴西政府旗下的應用經濟研究所估計，2021年，巴西已然有140萬人口進行著零工工作。日本的“三和大神”盡管更多以“躺平”的亞文化姿態進入中國，但實際其進行的仍是日結工資的零工。而在英國，快遞員、優步司機等起訴公司，要求獲得“工人”的身份與福利，也已經被最高法院裁決。

可以說，零工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種趨勢。對于我們來說，這種趨勢雖然也融入到世界經濟的共同進程之中，但也有著本身的特色。除了快遞、外賣及網約車的興起帶來大量相應服務人員，公眾號、抖音等新媒體帶來的全民創作熱潮外，人們對副業的追求，也成為零工的一大重要來源——我們常說的“斜杠青年”，似乎正是對適應零工的一種預先號召。而這實際上也讓中國的潛在零工群體變得極為龐大，很多人的工作形態實際上呈現的是“耐克化”+“優步化”。下班之后從事一些兼職副業增加收入，已然是一種普遍的選擇。可以說，人們已經相當程度接受了零工的工作概念。

盡管在很大程度上，“全職零工”還沒有受到多數人尤其是中產階級青睞，但通過零工的方式掙點小錢，似乎對人也尤有吸引力。但問題在于，隨著這次up主們的集體出走，零工的問題似乎再次浮出水面——“掙點小錢”之下同樣存在著付出與回報的不平等、工作待遇的不公正等問題。而深層之下，其所表現出的邏輯是，盡管零工對于勞動者來說似乎有著更大的選擇權，但實際卻又以主奴辯證法的姿態受制于“平臺資本主義”之下。這成為不得不審視的問題。

“零活就業”與“受制于人”

零工的一大特征是自由，這種靈活不僅僅是在時間安排上的“靈活就業”，而且與個人意愿和主動性相關：計件工資制只需要與自己的生產資料打交道，而不需要與某個特定組織產生關系。勞動者更多發揮的是自己的主觀意愿與才能，而不是必須工作的無奈感。實際上，后者也是當今人們普遍“厭惡工作”的一大原因。在《毫無意義的工作》（Bullshit Job）這本書中，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尖銳的姿態批評了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無意義工作。在他看來，那些“真正制造、移動、修理和維護事物”的工作，才能算作是有社會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否則便是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這實際上與古典經濟學及被馬克思所后承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一致，即認為直接與生產資料相關的創造性活動才算是真正的勞動。在當下的全職工作中，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冗余不堪的報批流程、毫無效率的工作會議等，正是人們對自己的工作厭惡之至的主要來源，而這些正是“非生產性勞動”的體現，它們不創造任何價值。

《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大衛 · 格雷伯 著，呂宇珺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7月。

不過，當我們以其他視角來窺探零工工作時，或許對“自由”有著不一樣的認識。事實上，上面這一觀點正是被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所拋棄的。哈貝馬斯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性對生產資料進行勞作的工作將越來越少，直至消失。換言之，工作領域真正需要解決的，正是以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為代表的抽象勞動與相互作用。解決好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問題，工作問題（及其他問題）也便一勞永逸。但如今看來，哈貝馬斯的觀點似乎站不住腳，那些隨著科技發展本應被取締的工作，反而成為了零工滋長的土壤。

在《銷聲匿跡》一書中，作者格雷與蘇里便提出了“自動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論”，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還遠沒有理想中那樣迅速，自動化生產與真正的產品落地永遠有著最后一英里的差距，需要人的參與才能完成。而這一英里，便催生了零工。從這一視角看，零工誕生的邏輯是，技術與自動化的發展反而需要人來為其作為輔助，我們此時變成了技術平臺的驅使者。這也正是幾年前“困在算法中的外賣員”引發熱議的一大原因——計件的工作并沒有激發出他們的積極主動性，反而為了龐大的數據系統而付出諸多代價。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自由”及“靈活”反而更成為技術平臺背后資本力量發揮作用的借口。實際上，諸多社會學家及哲學家已經對當下現代社會的整體狀況做出過近似的討論，譬如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與德勒茲的“游牧”“控制社會”概念。這些觀點都近乎不約而同地認為，現代社會中權力的行使方式不再是統一的、面向群體的“征召”，而是深入毛細血管，以示范的方式“引導”人們主動行動起來，或通過技術手段“控制”人的行為。零工也可從這樣一個權力的切入口研究：在2020年一篇名為《平臺做什么？了解零工經濟》（What Do Platforms Do? 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的學術論文中，研究者以這樣的口吻形容平臺：（平臺）作為將經濟交易外化的責任和控制的許可者，但同時，它仍然行使集中的權力。譬如在外賣中，資本方一方面宣傳送外賣能夠“月入過萬”，但又能夠通過各種方式，譬如修改算法、降低每單的單價等，讓騎手付出更多勞動，或者耗費騎手更多時間，借此獲取更多利益。這次的up主停更出走事件，B站對老up主分成的降低，實際成為這些創意零工揭竿而起的主要理由。

《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 [美] 瑪麗· L.格雷/ [美] 西達爾特 · 蘇里 著，左安浦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

另外一點不可忽視的是，對于零工者本人來說，自己的工作存在更大的劣勢。對于正式工、全職工來說，即使是工資較低，至少也有和人力資源部門進行談判以及提出漲薪的機會，但零工者只能被動接受平臺的出價。這一點筆者有著親身體會，在一家二手書販賣的小程序中，筆者非常驚訝為何自己一本厚厚的書卻只能在平臺中賣到個位數的價格。但售賣者無法申辯，只能接受這份報價。同時，零工者每一份工作無法獲得保險與福利，并且沒有職業晉升的機會與可能。這對于從事大量體力工作的騎手、司機來說，無疑是可怕的。在《銷聲匿跡》中，作者因此將零工者賦予了另外一個名字——幽靈工人。他們就像幽靈一樣穿梭在城市的角落中，但沒有任何機構與組織對他們的行為負責。

總之，現行條件之下，以靈活就業為特征的零工并沒有達到其應有的目的，相反，它在勞動過程的方方面面體現出“受制于人”。隨著零工經濟愈發受人重視，up主出走事件，無疑也需要讓人思考零工的權益的問題——我們需要將零工與正式工同等對待。

“零工也是工”：零工未來的可能

2021年，英國最高法院裁決uber司機屬于“工人”（worker），他們能夠享受最低工資、帶薪休假等權益，還可以追回之前平臺少給的收入。這無疑是零工經濟歷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從這一事件中，我們能夠得到的啟示是，即使是零工，也需要有標準的雇傭和組織方式，需要將勞動者視為一個“工人”看待。

而實際上，這也就讓我們走出一直以來對零工理解的一個誤區：零工不只是圍繞短時間和單個“活兒”形成的需求者與“接活兒者”的單邊關系，而是同樣具有正規勞動性質的社會活動。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愈加靈活的就業形式必然會越來越多，并且愈加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規范零工實際變得頗為緊迫。

紀錄片 《零工經濟：App奴役制度》畫面。

在此，能夠對零工經濟做出有益改進的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避免零工每單價格過于底下。實際上，這一措施與一直以來討論不休的“麥當勞九元外送費”有著密切關系。由于麥當勞使用的是自家外賣員，也就是被正式雇來負責門店周圍一定距離的外賣員工，每單價格有著固定比例給予他們，所以外賣費用一直公開標明“9元”。而在其他平臺中，許多時候為了促銷、增量等，外賣費時常被劃為0元，而又通過增長菜價等方式悄然彌補。在外賣費用無法得到公開標注時，每單給予騎手的價格也當然可以不斷壓縮。從這個意義上，選擇麥當勞的官方外賣而不是第三方外賣，反是為零工經濟、保障零工者權益助了一份力。

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畫面。

平臺合作主義，也就是避免平臺之間的惡性競爭，使得不同平臺之間被統一監管，實現其社會化所有。在競爭關系被取消時，零工者的權益無疑會得到更好的保障。當然，這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對于零工者本人來說，其主觀能動性也應當被視作維護權益有力的武器，而這就需要不同零工者之間的協作與社交。實際上，在《銷聲匿跡》中，作者就認為由于零工更多是一對一與平臺之間的關系，不同零工者的分散與孤立，更不利于他們自身權益的維護。相反，團結協作更有利于他們向雇主發起投訴，并借此維權。有趣的是，在此，我們似乎得出了與《毫無意義的工作》截然相反的結論：在某些情況下那些與生產資料無關的“非生產性勞動”，恰恰能夠發揮獨特的價值。從這一視角看，這似乎也是一個反思非生產性勞動的契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興起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也是推動零工權益保障的有力措施。所謂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讓工作與收入徹底脫鉤，是保證每個人基本生活的無條件收入。在基本收入之后，零工所宣稱的“自由”或許才真正能夠實現，即充分發揮人們進行生產的能動性，讓零工變成主觀意愿的表達。盡管這有些烏托邦的成分，并且需要考量國家主體的財政收入與福利發放能力，并確實有著滋生“懶漢”的福利依賴可能。但毫無疑問的是，全民基本收入下的零工很可能蘊含著人們對于工作與勞動的理想狀態——不是毫無意義的工作，不是每天被拘束在固定工位上的垃圾時間，而是真正利用自己的特長與興趣，面對世界進行無盡的創造。

撰文/ 王楷文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