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 音樂先聲（ID:nakedmusic），作者:范志輝，授權轉載發布。

少于1000歐元的報酬。其中，甚至包括了非常成功的獨立音樂人，他們的作品播放次數在10萬級甚至百萬級。

例如，2020年5月，小提琴手Tamsin Little的作品在六個月內通過Spotify平臺獲得了500萬到600萬次的播放量，但只賺了12.34英鎊，而電子音樂人Jon Hopkins在Spotify上的90，000次播放僅賺了8英鎊。

很顯然，在英國議會數字、文化、媒體和體育委員會（DCMS）看來，音樂流媒體需要完全重啟。在2020年，DCMS對Spotify、Apple Music、Amazon Music和YouTube等流媒體平臺的商業模式進行調查，并形成了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英國的音樂流媒體在2019年通過1140億次流媒體播放帶來了超過10億英鎊的收入，但是，音樂人獲得的收入只占總收入的13%。

鑒于此，DCMS認為，音樂流媒體必須要以“公平報酬”為要旨來完全重啟。

至于“公平報酬”，這是一種屬于電臺時代的音樂收入分配機制。在英國，當廣播電臺DJ在播放音樂人的作品前，會先預付一筆報酬給消費協會（PPL），隨后該協會會對這筆錢進行分配，50%分配給詞曲作者/音樂人，50%分配給唱片公司。

在這一機制下，無論唱片公司有多大話語權，都能保證錢會流入音樂人的口袋。于是DCMS建議，Spotify等流媒體平臺的算法規則應該按照與英國廣播的“公平報酬”一樣來對待，讓流媒體的營收有一部分切實地流向音樂人。

毫無疑問，該項提議又一次導致了音樂人與唱片公司的針鋒相對。

不過，獨立音樂協會（AIM）的首席執行官Paul Pacifico決絕地反對了這一建議，該組織代表了獨立唱片公司的立場。他認為，允許政府許可機構為流媒體服務設定版稅率，就像他們為英國廣播電臺所做的那樣，將是音樂行業的倒退。

“音樂電臺通過公平報酬來支付，雖然電臺支付了巨額報酬，但它們是基于大量聽眾的聚合。在每個聽眾的基礎上，這些付款明顯低于當前的流媒體費率。”Paul Pacifico在采訪中表示。

然而，音樂人們卻認為這將在流媒體時代提升他們的收入。

2021年4月20日，一份呼吁政府對流媒體平臺實施“公平報酬”的公開信被發送給時任英國首相的Boris Johnson。其中，還隨信附上了150名的知名音樂人的簽名聲援，包括Paul McCartney、Coldplay樂隊主唱Chris Martin、Sting、Led Zeppelin的成員Jimmy Page、Robert Plant、John Paul Jones等。

在DCMS的報告中，另一個建議是對三大唱片公司對流媒體經濟的“統治”交由CMA進行審查。在報告中，DCMS表示三大唱片與流媒體平臺的許可談判缺乏透明度，尤其是三大唱片是否與流媒體服務“合謀”，為旗下音樂人爭取到了“播放列表福利”。為此在市場內制造了無效競爭，導致其他音樂人利益的損失。

2021年7月，在DCMS與知名音樂人的一系列行動之后，CMA作出回應并正式開啟了調查。

無錢可分的窘境

2022年11月29日，經過了近一年零五個月的市場研究，CMA發布了音樂流媒體的最終報告，并宣布終止相關調查。

從目前的結果來看，CMA站在了音樂人的對立面。

與音樂人的設想相悖的是，CMA的調查結果顯示流媒體平臺并未賺取超額的利潤。與之相對應的是，用戶受益于流媒體平臺的服務，實際支付的音樂消費價格正在下降。CMA表<愛尬聊_健康養生>示，由于通貨膨脹，英國消費者為Spotify的訂閱服務支付的價格在2009年至2021年間下降了20%以上。

與此同時，CMA還對三大唱片的利潤進行了分析，同樣并沒有“發現主要唱片公司持有大量和持續的超額利潤的證據。”根據三大唱片提供給CMA的數據來看，三大唱片在Spotify上市后，華納音樂賣掉了它購得的全部Spotify股權，索尼音樂賣了49%，并將收益用于支付音樂人的版稅。環球雖然還持有Spotify的股權，但三大唱片都表示，他們并沒有干預流媒體平臺的經營，同時也沒有從流媒體平臺獲得傾向性條款。

不過，CMA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正是“流媒體引發的行業變化”，使得音樂人和創作者的生存環境變得更加艱難。

根據CMA的說法，音樂行業進入流媒體時代，音樂人“準入門檻降低，在如何分發音樂上有更多的選擇”，這也就涌現了“比從前任何時代都要多的音樂人”，意味著“創作者必須與更多的音樂人和歌曲來競爭流媒體收入”。

毫無疑問，每天有10萬首新歌進入流媒體平臺，大大增加了音樂行業的不確定性，唱片公司也很難確定不斷增長的創作者中誰有可能成功。CMA在報告中補充說，這種固有的不確定性加上消費者往往傾向于“相對少數的藝術家”。在英國，0.4%的音樂人創造了60%的流媒體播放，“這意味著創作者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最終，CMA給出了自己的調查結論，目前音樂人的窘境并不是由市場中的公司如何競爭引起的或加劇的。換言之，如今音樂人的生存窘境并不能歸責于唱片公司和流媒體平臺獨占超額利潤，而是被稀釋的內容池造就了被稀釋的分配額。

對此，CMA臨時首席執行官Sarah Cardell總結道:“流媒體改變了樂迷消費音樂的方式，為音樂人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平臺，可以快速接觸新的聽眾，而消費者的價格多年來一直在下降……我們從英國各地的許多藝術家和詞曲作者那里聽到了他們如何努力通過流媒體服務過上體面的生活。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滿，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這些并不是無效競爭的結果——CMA的干預并不能給流媒體經濟帶來更多的資金，以資助這些音樂人和創作者。”

顯然，CMA認為，流媒體平臺和唱片公司并未在“剝削音樂人”的問題上“達成合謀”，也并不愿意插手接管 “分蛋糕”的特權。

分錢之前先賺錢

早在2021年1月，DCMS的九名官員就與環球音樂英國首席執行官David Joseph、索尼音樂英國首席執行官Jason Iley、華納音樂英國首席執行官Tony Harlow進行過一場線上會議，就音樂人權益問題進行公開討論。

即便DCMS的官員對三大唱片的負責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但那時美國行業媒體MBW就算過一筆賬，認為唱片公司和流媒體平臺并沒有獨吞音樂人們應得的收益。

根據2018年Spotify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前的招股說明書，其平臺上有“超過300萬創作者和音樂人”。而Spotify在2019年的年總收入為59.1億美元，在不考慮平臺成本的前提下將收入均等的分配給300萬創作者中的每一位，那么每一個藝術家的年收入僅僅為1970美元，僅僅為“紐約平均月租金的一半”。

現實情況是，Spotify上90%的收聽量由43000名音樂人創造，而剩余的10%收聽量由295.7萬音樂人瓜分。基于此，MBW將Spotify的收入進行了重新分配，結果顯示，前43000名藝術家的年收入突破了10萬美金，達到了123697美元;而剩余的90%的音樂人每個人每年僅僅獲得了199.86美元。

MBW僅僅設想了一種非常極端的情況，即不考慮平臺的運營成本，剔除了唱片公司的收益，忽略了詞語作者和歌曲制作人的報酬。但這一數據也同樣說明了一個問題，即便不考慮其他報酬，音樂人僅僅依靠流媒體服務安身立命是完完全全的小概率事件。

如今，CMA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流媒體平臺還遠遠沒有到“分蛋糕”的階段，而是處于“做大蛋糕”的階段，分錢之前還是要先賺錢。所以說，將音樂流媒體服務的收益分配交由CMA這一第三方實際上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尋根索源，真正改善音樂人的生存問題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現實問題，而是需要音樂流媒體整個平臺的收益全方位提升。或許，激進的音樂人和權益組織們，還得多點耐心，給流媒體一點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