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消息，意大利是G7唯一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然而近一段時間以來，外媒不斷炒作意大利打算退出“一帶一路”。9月3日至5日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訪華期間，中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一個頗受外界關注的議題。

觀察者網注意到，最近意大利方面的表態也比較矛盾：一方面想深化對華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在是否續約“一帶一路”合作上舉棋不定。

9月4日，塔亞尼與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見時表示，中國是意大利重要經貿伙伴，意政府對深化對華經貿合作持積極態度，希望進一步擴大雙邊貿易，促進平衡發展。歡迎中國企業赴意投資，愿與中方就優化外資環境加強政策溝通與協調。

塔亞尼不久前曾稱，加入“一帶一路”未給意大利帶來預期成果，“我們必須進行評估，然后決定是否繼續參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今年7月與拜登會晤后稱，有關“一帶一路”的決定將在12月最后期限前做出。

梅洛尼和塔亞尼 意媒圖

意大利在糾結什么？

中國與意大利之間簽署的“一帶一路”協議2024年3月到期。意大利參與“一帶一路”協議包含一項特別條款：除非羅馬方面提前3個月正式通知中國其打算退出，否則該協議將在2024年3月到期后自動續簽。

“我認為，現在意大利政府打的算盤是，既想要和中國繼續合作的實惠，又不想因為‘一帶一路’承受來自西方的壓力和質疑。”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告訴觀察者網，意大利方面為了“證明”不續約的合理性，拋出所謂的依據和說法，包括經貿合作的獲得感不足等都是在刻意找理由。

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塔亞尼共同出席中意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聯席會議時特別提到了一組數據。他說，過去5年，中意貿易額從500億美元增長至近800億美元，意大利對華出口增長約30%。

中意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碩果累累的同時，意大利也確實受到一些來自外界的壓力。“一段時間以來，‘一帶一路’合作已經被一些西方輿論和政客歪曲為中國的地緣戰略。”崔洪建說。

“當然也有其內部因素的影響，比如說現在的梅洛尼政府相較于前兩屆政府在政策上更趨于保守，梅洛尼本人在對華關系的認識上也有一些偏差。”

崔洪建認為，中意“一帶一路”合作本身就是中意關系的一部分，如果把這個部分做了改變，還指望整個關系完好如此，這個想法不太成熟。

2023年9月4日，北京，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意大利駐華大使安博思等人陪同參與會議。 圖源：視覺中國

“美國給意大利出了個難題”

自意大利2019年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美國一直在向意大利施加壓力，《紐約時報》甚至形容意大利是西方世界的“特洛伊木馬”，“讓中國的經濟擴張，可能還有軍事和政治擴張，得以進入歐洲縱深”。

對此，崔洪建表示：“美國在官方和輿論層面一直在對意大利施加影響，因為美國想集合西方國家合力對付中國，而意大利又是G7的成員，如果意大利還和中國保持‘一帶一路’合作的話，顯然不符合美國現在搞的所謂‘身份政治’的準則。”

“在一些實際政策上，美國的動作就更加明顯了，比如說之前G7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伙伴關系和‘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伙伴關系’計劃，這些都被認為是針對“一帶一路”的項目。”

他認為，美國實際上給意大利出了個難題，是選擇跟著G7一起搞他們所謂的高標準基建，還是和中國共建“一帶一路”？

“這對意大利的壓力很大，似乎意大利如果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就會失去G7搞的那些基建項目。”

面對西方針對“一帶一路”提出的所謂“替代選項”，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在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咨詢委員會2021年度會議時評價稱，模仿是最好的褒獎。

“在‘一帶一路’提出來之前，西方國家從來沒有想要通過徹底改善基礎設施和一些基本的貿易條件來實現和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意愿。”崔洪建說，如果美西方所謂的“替代方案”不僅僅是一種要和中國展開競爭的政治口號，而是真要付諸實施，切實造福世界民眾，那中方完全可以正視這類競爭，這也可以看作是“一帶一路”產生的正面效應。

為什么意大利成為首個加入“一帶一路”的G7國家？

2019年，意大利正式成為G7中首個簽署“一帶一路”倡議諒解備忘錄的國家。《華爾街日報》當時在一篇報道中寫道，“不顧美國憤怒，意大利簽署了中國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

意大利瓦多集裝箱碼頭鳥瞰圖。自中意雙方開展合作以來，瓦多碼頭控股公司的經營狀況持續改善。圖源：瓦多碼頭控股公司

為什么意大利成了第一個？

“回顧當時的情況，意大利的加入是有一些特定背景的。”崔洪建分析道：

首先，從意大利內政來說，當時是孔特執政，孔特是個經濟學家，最早的時候他無黨派，是個純粹的技術型官員，所以他更多的是從經濟、從市場、從與中國合作的利益這些角度來看。換句話說，孔特政府不像現在梅洛尼政府這樣，對中國有一些政治偏見。另外，當時意大利是五星運動和聯盟黨聯合執政，這兩個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流政黨，因此雖然西方也施加了比較大的壓力，但是他們并不認同這種來自主流政治的壓力。

其次，2019年，“一帶一路”已經進入一個高質量發展階段，當時所有的中東歐國家都和中方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歐洲出現了和中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的積極態勢。

另外還有意大利的一些現實需求，比如說在中意“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里面尤其強調，雙方要深化港口、物流和海運領域的合作。意大利是南歐國家，當時中國和希臘之前的比雷埃夫斯港合作在南歐地區有非常積極的示范性，短期內幫比雷埃夫斯港大大地改善了營商環境，這對意大利的觸動也很大。

“當時各方面的條件都是朝著推動中意開展‘一帶一路’合作的方向走。”崔洪建說，從那時候到現在，有些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意大利的內政，以及西方拿出了一些所謂針對“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等等。

如今意大利是否續簽“一帶一路”合作一事仍存在變數。不過，崔洪建認為，不續簽或者退出，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意大利，不會對“一帶一路”帶來實質性的影響。

“現在‘一帶一路’是一個多邊的跨區域合作，盡管意大利是第一個加入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第一<愛尬聊_生活百科>個G7國家，但是如果把中意的貿易投資放到中國和整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來看，應該說量還是比較有限的。”

今年是“一帶一路”十周年，如今“一帶一路”合作也面臨著一些新形勢，包括地緣政治因素上升、美國在搞所謂的供應鏈產業鏈重組、大國博弈加劇、各國都在強調自己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等等。

“在這一背景下，意大利的事情客觀上可以幫助我們總結經驗，更好地認識當前‘一帶一路’合作的環境，以確立下一個五年‘一帶一路’更加切實可行的合作路徑，增強‘一帶一路’合作的吸引力。”崔洪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