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12月21日上午，哈爾濱雙城區一家私人診所的醫生李彤，冒著嚴寒一掃積雪，在診所門外掛上了一塊嶄新的牌子，上面寫著“發熱門診”的字樣和李彤的手機號碼。

他已經三年沒見過發燒病人了。以前，新冠肺炎的病人在指定醫院接受治療。像李彤這樣的基層醫生總是被要求不治療與新冠肺炎類似的“十大癥狀”患者，而是承擔更多的輔助防疫任務，如核酸檢測。

最近他們從防疫的邊緣走向了中心。

哈爾濱雙城區一家私人診所的觀察室。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2月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以醫聯體為載體做好新冠肺炎分級診療工作方案》，要求加強新冠肺炎感染者分類轉診工作，有條件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鄉鎮衛生院應設立發熱門診。

“我們的社區醫生將面臨歷史上最大的一波新冠肺炎感染。”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泓18日在一次醫療救治培訓會上說。接下來，社區層面的基層醫生將面臨新冠肺炎99%以上的防疫壓力，防止大量患者沖擊二、三級醫院。

這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我國醫療資源分布不均，最好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少數公立三甲醫院，而廣大基層醫療機構不僅強而且弱。

我們采訪的五個地方的基層醫生都分享了他們的憂慮：目前缺醫少藥，人手不足，尤其是防疫末端的鄉村醫生，面臨著“歷史欠賬”。但是醫生們正試圖把它帶走。

12月15日，國家衛健委宣布，要增加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力，從二級、三級醫院派人支援基層，并在近5年內招聘退休人員，以緩解基層應對疫情的壓力。

“走出疫情的關鍵在于社區醫生，在于分級診療的基層，在于充足的藥品儲備。”張文泓在此前的會議上表示，要確保社區醫療機構有足夠的鼻腔通道和口罩，并確保氧氣供應等醫療資源。

因待遇低、“不被社會重視”多次想辭職的村醫傅春雷，最近忙著安撫買不到藥的村民。“我們是守門人”。她也希望這次之后，他們能被看到。

探訪發熱病人從“不允許”到“必須”

12月初，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鄉村醫生陳志富接到鎮衛生院領導的通知。為了應對各級醫療機構的不足，要求村級診所開放接收發熱病人。

海嘯之下，《分<愛尬聊_頭條百科>診方案》作為戰時應急在各地迅速推廣。

在陳志富看來，這是村級醫療機構換屆的一個明顯節點。“12月前，我們村衛生室不允許接收發熱病人，只好推到鎮醫院以上的醫院。在此之前，發燒后來我們村衛生室要藥的人多了起來，我們和病人都很著急。”

從“不準”到“必須”，陳志富和他的村醫同事們忙得不亦樂乎。“我住在村里，工作不分時間。半夜會有人發燒，要求會診，開個藥。”在他看來，得益于村衛生室對患者的分流，“單靠鄉鎮、縣城發展熱點診所，簡直不可想象。”

陳志富所在的鎮，人口約2.9萬，北鄰北京十渡，鎮上只有一個衛生院。陳志富認為，鎮衛生院短時間內無法承受發熱病人的大量增加。目前發熱病人的特點是“人多，大部分癥狀不嚴重”，大部分有能力由村衛生室處理。

在接收發燒患者后不久，陳志富發現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在鄉村醫生的微信群中詢問，發現大多數村民

最近，“楊”楊偉還在網上指導村民在家吃藥。他是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一個村衛生室的村醫。早在各地取消核酸檢測要求的時候，楊偉就在診所囤積了一些藥品“以備不時之需”。

然而，發燒病人仍然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半個月來，他每天都要接診十幾個病人，大多是外出打工返鄉的青壯年。《分診方案》發布前，楊威還會建議患者按規定到鎮衛生院開藥。漸漸地，醫院里沒有藥了，楊偉就把自己囤積的藥拿出來分發給村民應急。

但這只是滄海一粟。12月17日，楊偉告訴記者，鎮醫院兩周左右不能開感冒發燒等藥。面對尋醫問藥的溫和村民，楊偉只能安撫安慰他們在家休息。

藥和人都很著急。

“三年不肯看病，太突然了。”哈爾濱診所醫生李彤回憶，12月15日上級下發的文件通知非常明確，要求堅持“首診負責，診所滿足每一個楊的需要”的原則，“開設發熱門診”，“治愈新冠肺炎和基礎疾病”。

面對這樣的轉變，他直言自己有點“傻”。

此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被要求不得接收10名出現發熱、干咳、流鼻涕、腹瀉等新冠肺炎癥狀的患者。退燒藥也被控制銷售，存量有限。

“現在我們都要請人會診，連牙科診所、中醫診所和一些專科醫院都要請。有能力接受治療的，必須按要求進行調整，接收發熱病人。”幾經開會，李彤的診所把針灸科改成了發熱門診，還騰出了地方，加了四張床，用來輸液和觀察。

哈爾濱雙城區一家私人診所將針灸室改成發熱門診。

隨著患者的涌入，重慶忠縣某鎮衛生院院長張志剛明顯感覺到一些醫療資源跟不上。

全鎮常住人口約2萬人，醫院目前有70張床位，全部滿員，其中部分是慢性病患者。從12月10日開始，每天都有數十名發燒患者入院。最近一周，患者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醫院里存放的退燒藥很快就會見底。

醫院現有醫務人員44人，其中正式職工30人，聘用職工14人。在過去的半個月里，超過一半的人被感染。張志剛說他也應該是積極的，但是他“懶得去檢驗”。

現在醫院分兩班倒，醫生護士不管陽性與否都可以上班。如果癥狀嚴重，可以改，但“只要能熬夜，都正常工作”。

張志剛說，大多數來看病的病人都有兩根鋼筋當場進行抗原檢測。如果老人或小孩發高燒，癥狀明顯的一般在醫院輸液，其余大部分脫離退燒藥，回家休息。

“從15號開始，藥品短缺的情況有所改善。每天縣里會給鎮醫院發放20到30盒退燒藥。但是現在對于上面的分配是不夠的。即使我們已經限定一人一箱，甚至兩人一箱，但毒品還是被秒搶。”張志剛說，“但至少情況勉強維持，讓有需要的病人可以吃藥。”

長沙市雨花區中心衛生院院長彭明也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患者濃度的增加大約從本周開始，未來可能會更忙。”12月21日，他告訴記者，“目前醫院的藥品也很緊缺，尤其是退燒藥，進貨阻滯很嚴重。”

“有時候廠家有貨，就是送不出去。”彭明介紹，在退燒藥的供應過程中，藥品從工廠發出，通過物流公司運輸到藥廠，再統一配送到衛生院。因為物流公司有大量被感染的員工，而且人手不夠

李彤認為，各級醫療機構還在適應這種變化，適應這波感染帶來的影響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其中一個難改的就是“四類藥”的使用。“四種藥物”是指解熱、鎮咳、抗病毒和抗生素藥物。這類藥物以前很多基層醫療機構很少用，現在需求突然激增，進貨渠道難以保證。

“其實基層醫療機構的很多資源都是現成的，一旦盤活就可以用，比如床位、醫生。但我擔心是否有足夠的藥品在短時間內處理這么多發燒病人。”李通明。

“被遺忘”的鄉村醫生

前幾年基層醫務人員的主要防疫任務是核酸檢測。

黑龍江依蘭縣的一名鄉村醫生汪秀英說，她所在的鎮衛生院近300名鄉村醫生在三年內至少有四分之一辭職，發放核酸補貼是“一個導火索”

今年到底考了多少核酸？她數不過來。“老累”。半夜醒來，她先看手機，突然來通知她。

感動村民集中采樣，人家一大早還要干農活。她不能拖延時間。她凌晨4點起床，顧不上吃早飯，直奔核酸館。村里條件有限，用薄薄的塑料布搭了個小棚子，有時冷到零下十幾度。她穿上雙發熱鞋墊，裹上棉鞋棉褲，天還是冷。她拿著棉簽的手凍得麻木了。

11月初，汪秀英的村莊下了大雪。當她在下雪天為村民做核酸時，她的手指凍得麻木了。

而且，她還要在高速路口輪班。她家離卡點40多里，一個來回打車200塊；而且早晚班占了村民看病的時間，人家不喜歡。她只是簡單的把輪班組合成一天一夜，一個月一次，24小時站崗。她有關節炎。如果她的腿疼得厲害，她會吃一些止痛藥。

值班的午餐津貼是20元。她點了面包和方便面，但早餐和晚餐的錢卻不見蹤影。她問醫院的院長，“院長笑著不給你錢。”她說她有幾個同事，平日里去醫院拿物資，倒班，油費3000，卻不報銷。

對于厭倦了核酸，傅春雷也有同感。

她是河北滄州南皮縣的一名鄉村醫生。三年來，她幾乎承擔了她所在村400多名村民的診療工作。疫情最嚴峻的時期，一周三次的全村核酸檢測，每天在新冠肺炎動員接種疫苗，高速卡口執勤查核酸的任務，讓傅春雷身心俱疲。

半年來，她無數次想辭職。

“對于鎮衛生院的領導來說，我們村醫就是一塊可以調配支援防疫的磚。對于村民或者路過的司機來說，村醫做防疫工作是本分，甚至不如志愿者。”傅春雷無奈地說。

汪秀英在高速路口執勤時，氣溫低至零下20度，路面結冰。

根據國家衛健委2021年公布的《2020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到2020年底，全國共有74.7萬名村醫，50.9萬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不到2名村醫。據2022年5月0755-5月79000統計，最近5年鄉村醫生數量以平均每年近5萬人的速度急劇下降。

傅春雷認為，村醫流失主要是因為收入保障和社會關注度不夠。大多數鄉村醫生與鎮醫院簽訂雇傭合同，鎮醫院負責村莊的公共衛生服務。他們需要接受鎮醫院分配的醫療任務和考核，但是沒有固定的工資和福利保障。

汪秀英解釋說，村醫的收入主要分為三部分：基本公共衛生項目補助、基本藥物補助和門診統籌治療費。但是核酸檢測不屬于其中任何一個。“T

2020年的部分補貼還欠著。汪秀英說，在疫情爆發之初，流動人口被隔離在家14天，每個人每天要測兩次體溫并報告。那時候防護服還是很奢侈的。她戴著僅有的10個口罩，也不知道戴了多少次，直到村里解封。醫院給了一些防護材料。她跟同事開玩笑說，可能這就是工資吧。不幸的是，她是對的。

她說，當時她去鄉政府要錢。鄉長說她已經給醫院了，打電話給院長，被當場反駁。而是讓院長向上級衛生局申請補助，結果還是不了了之。“醫院說我們沒有編制，衛生局說沒有這個補助。”

“相比有勞動收入的防疫人員，村醫療組自然會受委屈。”傅春雷說。在村里，她主要靠賣藥和打零工獲得收入，收入少，工作量大。她坦言：“我今年四十多歲了，正在考慮辭掉這份工作。哪個有野心的年輕村醫不想轉行？”

沒有編制，沒有社保，退休和“返農”找副業，是大多數村醫面臨的困境。困境的另一面是農村人口的流失：汪秀英的村莊只有200人，大多數是老年人。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生育率低。“全鄉今年只有26個孩子”。

另一方面，當地新農合參保人數在下降，分配給村醫的補貼在縮水。汪秀英說，“對基本藥物的控制太嚴格了”。衛生局批準的180多種藥品，實際留在村里的不到一半，遠比縣醫院的少。

“你說一個腦血栓的人，用清開靈點頭就能治好病嗎？”汪秀英有些無奈地說，所有的病痛都是那些藥。長此以往，大家得點小病感冒，都去縣醫院。“人家心里沒有這家醫院。”

行醫30年，她今年53歲，同事中年齡最小的42歲。有些人名義上沒有走，實際上是偷了縣里的“飛針”，上門給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打消炎藥和胰島素。一針賺10塊錢，來醫院領導考核，然后回來做工作。

為了補貼家用，汪秀英種了幾畝浙貝母止咳。

最近幾天，來汪秀英家發燒的人數突然增加，一天多達16人。看她瑟瑟發抖的樣子，怕里面有楊混進去，感染其他病人。她家僅剩的發熱退燒藥也處于緊急狀態。

而且醫院的藥房也沒有藥。這是汪秀英上次去醫院值班時發現的。她也不記得自己是什么時候停藥的。那是一座宏偉的兩層建筑。那時候地板和書桌上都是灰，只有一個空房間放著核酸材料，像是這三年的殘跡。

重慶市忠縣鎮衛生院院長張志剛也提醒記者，應該更加重視鄉村醫生。相對于鄉鎮衛生院相對穩定的待遇，村醫近年來被邊緣化和流失。

“20年前，村里人多，看病的人也多。村醫的收入和地位都很高，被視為村里的‘風云人物’。但這些年，村里的人越來越少，沒有人找村醫看病，這讓這個職位成了‘雞肋’”，張志剛說。

他所在的鎮衛生院有9名村醫，年齡最大的70多歲，最小的40多歲。村醫年收入3萬左右，對年輕人或者有執業資格的人幾乎沒有吸引力。到2020年底，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全國只有三分之一的村衛生室工作人員是執業醫師。

在張志剛看來，在這場疫情風暴中，更多的感染者分布在村莊，老人和兒童

12月23日，張志剛告訴記者，鎮衛生院仍有8名未被感染的醫護人員，他們正和其他已康復的同事一起堅守崗位。好消息是，這兩天藥品供應也穩定下來了。每天大概有50盒退燒藥，已經可以發放到村衛生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