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元旦、春節將至，人口大規模遷移帶來的疫情風險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問題。

春運熱潮中人們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遷移，從中小城市向農村遷移，也意味著疫情可能蔓延到易感人群更集中、醫療資源更薄弱的地區。此前，在接受該報采訪時，埃森大學病毒研究所教授盧非常擔心農村等脆弱地區能否經受住沖擊。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瑤表示，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死亡都集中在老年人和患有基礎疾病的人群中。當前首先應該關注弱勢人群的健康和安全，為他們修建防波堤。

他認為可以提倡“錯峰返鄉”，既能保護弱勢人群，又能降低醫療流失風險。

12月15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加強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務工作方案》，要求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及時關注返鄉人員信息，提示其做好健康監測，返鄉前期佩戴口罩，減少與中老年人特別是有基礎疾病的人員接觸，并告知其居住地農村醫療衛生機構。

沈繡是研究行政法的學者。他告訴該報，政府應該在疫情的轉變中發揮重要作用。由于公共衛生事件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傳染病容易在人群中傳播，政府有必要通過各種手段防止大規模傳播。政府“不能過度退位或失位”。

他建議，在疫情轉型期，政府應該在個人防疫方面給予指導，讓人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和治療。這樣，人們就可以在繁雜的信息中找到權威可信的內容。同時，與公眾進行公開透明的風險溝通也是必要的。

沈宇資料圖

[以下是與沈繡的對話]

建議引入應對新冠肺炎感染的個人指導。

沈繡：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提倡在家對無癥狀或輕度患者進行自我隔離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采取的做法。

如果輕癥患者都去醫院就醫，醫療資源非常有限，肯定會被擠占。一是重癥患者不一定能得到及時治療；二是醫護人員容易被感染；第三，醫療資源無法滿足所有癥狀患者的需求。

而且，輕癥患者畢竟是陽性。當他們還有癥狀的時候，病毒傳播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2022年12月9日，北京通州潞河醫院感染性疾病科發熱門診外，市民在等待治療。視覺中國圖

人真的沒有基本的醫學知識和訓練。不知道其他國家怎么樣。但是在我和一些醫生的私下交流中，比如你可以有一個指夾式血氧計，通過你的血氧飽和度來判斷你是不是重病，這是其中之一。

第二，輕癥患者的癥狀也是有規律的。比如發燒可能會持續2到3天，肌肉會酸痛，一開始喉嚨會癢，然后會咳嗽。即使退燒了，你可能還會咳嗽和喉嚨痛，但一般來說，在一周左右，這些癥狀會逐漸消失。有些癥狀仍然存在，如嗅覺喪失，可能持續10天半月左右才能恢復。我是從一些微信群里了解到這個信息的，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讓人們自己判斷是否要去醫院治療。

但我也注意到目前信息比較混雜。我更傾向于美國疾控中心的做法。他們沒有微信，也不用通過社交媒體發給大家。但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知道疾控中心在這方面是權威的，其網站公布的信息是權威正規的渠道。只要我心里有疑惑，我可以馬上去那個網站得到詳細的指導。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政府對什么時候就醫，什么時候不就醫進行指導，讓普通人即使沒有經過醫學訓練也能判斷。這些指導意見可以放在政府網站上，供人們隨時參考。而且可以放在非常顯眼的位置，或者用醒目的標題，讓上網的人了解疫情轉型期關心的問題，比如自我防護、自我治療指導等。

沈巍：目前與防疫相關的法律有《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等。2003年非典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然后有重大動物疫情應急條例。這些法律法規基本上規定了政府應該做什么。

對于普通人來說，我們其實在任何時候都是在為自己的健康負責，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通常，我們感冒發燒。一般情況下，我們不向政府求助，癥狀輕微時也不去醫院。也許我會弄點感冒沖劑，自己吃點退燒藥。那不是對自己負責嗎？當然是對自己負責。

其實疫情期間也是如此。我們在一些公共場所戴口罩，戴手套，勤洗手等等，都是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當然，人們需要比政策被清除時更加關注自己的健康，了解更多的相關知識。其實大部分人也知道這件事。比如微信群里有人說“我是楊，我發燒了。”沒被感染的馬上會問“幾天就好了？有什么癥狀？你能告訴我們嗎？”所以，我覺得人們不用擔心這方面的問題。他們會從自我保護和家庭健康保護的角度了解很多信息。

從法律角度來說，傳染病是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應該負主要責任。為什么稱之為公共衛生事件？和一個人的感冒發燒甚至癌癥都不一樣。因為它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特別密切，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所以需要政府的力量，通過各種方式防止大規模傳播。

2022年12月7日，重慶，老人在新冠肺炎臨時接種點排隊接種疫苗。人民視覺資料圖

在新的防疫模式下，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用硬的、強制的手段阻止或完全阻斷傳播，但政府還是要對公共衛生負起責任。法律不會像我剛才說的那么詳細，要求政府出臺個人防護指導、醫療資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指南等。但《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領導傳染病防治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并組織實施傳染病防治規劃，建立健全傳染病防治的疾病預防控制、醫療救治和監督管理制度。”這些條款是關于政府責任的一般規定。

所以我說政府一定不能有缺位或者過度退位的思維。

沈巍：疫情嚴重的時候，我以前住的公寓樓里，因為電梯比較小，所以在公寓樓的電梯里貼了一個通知，要求電梯基本上允許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同時使用。以前沒有這種情況的時候，大家一擁而上，能帶多少人就帶多少人。疫情發生后，公寓樓提出了要求。

不過過了一段時間，疫情稍有緩解，公寓樓撤下了通知。當然，這不是什么法律規定，相當于我們物業公司在電梯里貼了通知，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公寓樓里幾乎所有的住戶都會遵守。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急著要坐電梯，所以他們會問已經站在里面的人：“我可以進來嗎？”因為一般都是公寓樓的鄰居，被問的人都會說不介意，可以進來。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說美國政府在做什么，而是想說明美國人是如何對待循序漸進的防疫的。我不是說美國一定做得很好。美國也有它的問題，但是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

比如說到美國的疾控中心，最初口罩、醫用手套、防護服等短缺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他們不斷地倡導人們去接種疫苗。在逐步放開對公共場所的管制后，當地政府將允許每個人免費獲得兩種抗原檢測試劑，用完了可以重新申請。

還有一個照顧老人和特殊群體的例子。剛開始我家小區超市的貨都不全，大家都在囤積防疫食品和物資，但是一時半會供應跟不上。一般8點開門，大家都可以進去。但一段時間采取的防疫措施是，8點到9點只有老人和有特殊需求的人可以進去，其他人9點以后都可以進去。

我住在北京五道口附近，見過一些商場采取這樣的方式：一定時間內最多能容納多少人，其他人在門口排隊。當有人買東西時，排隊的人就可以進去了。

但是，我想說，我們真的沒有這樣的安排，尤其是在超市購物的時候。開業第一個小時有大量商品。規定比如年紀大的，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先去購物，他們的需求不會因為大家都要搶食囤貨而得不到保障。這是一個相對有序的安排。

前三年，特別是病毒毒性很大的時候，我們采取的模式可能是相當成功的。現在防疫轉型下，政府必須自覺逐步轉型。

這相當于打了一場防御戰。以前是挺好的，但是病毒太厲害了，沒有辦法完全防御，于是我們就開始了街頭巷尾的戰斗。在巷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一步步后退，而不是完全后退。如果都退回來了，城里人怎么辦？當毒性逐漸減弱時，脆弱人群受這種不利影響的程度就會降低。

其實，如果我們能理性對待防疫，就應該明白，原來的模式或措施并不是唯一的、不可改變的。科學的態度要求我們提前想象、準備和計劃。如果原有模式發生變化，應該如何應對新模式可能帶來的影響？

另外，補充一點人的責任。人除了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還應該有一種自律或者說道德上的關懷，就是也要為別人的健康著想。比如在過去的模式下，我們其實已經習慣了在一些場合不戴口罩，因為基本沒有社會傳播，大家都習慣了不戴口罩。

突然之間，有些人還是不習慣戴口罩，但是不戴口罩的地方傳播非常快。有些事情是老百姓自己做不到的，政府承擔主要責任。但是在他們控制的范圍內，其實個人也應該有一定的責任。

春運高峰可能迎來疫情高峰，也可能倡導錯峰返鄉。

沈巍：如果和過去的防疫模式相比，應該說過去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弱勢人群的，但是在新的形勢下，最不利的應該是弱勢人群。因為他們在感染下病情嚴重，甚至死亡的可能性遠高于普通人。

境外很多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一些患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或弱勢人群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覺得在目前的情況下，政府首先要關注弱勢人群的健康和安全。如何為他們筑起一道防波堤，防止或盡量減少對他們的影響，我覺得需要特別考慮。

防疫三年，應該很清楚哪些是弱勢群體。首先要保證他們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和醫療資源。第一，提供抗原檢測試劑可以幫助他們判斷自己是否被感染。如果他們做得好，還可以提供血氧計；第二，提供必要的藥物準備。我看到有的地方給弱勢人群發所謂的“大禮包”；第三，及時救治危重病人。

當然，我不認同“大禮包”這個概念，因為它不是禮物，做這些事情其實是政府的責任。

其次，弱勢人群本身的判斷標準可以放寬，不必特別精確。因為，人在病毒面前是否脆弱，取決于概率而不是個案。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在北京疫情期間的微信群里說，她阿姨94歲了，過幾天就好了。

但是我們不能舉一個例子。八九十歲的老人不是脆弱的人。評判標準必須全面，絕不能單純以年齡等一個因素來評判。我們知道，有基礎疾病的年輕人也會死得很嚴重。還有一種脆弱的人是潛伏的，潛伏的病就是他的身體。如果不是因為病毒入侵，可能體現不出來。我們也不能過分要求政府確保這些潛在的弱勢群體免受病毒侵害。

沈繡：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我認為這當然很好。

總體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應對，比如發熱門診或者門診進入社區為居民診斷配藥。只是希望在執行的過程中避免一些問題。比如如何及時提供醫療資源，同時盡量避免醫護人員和民眾被感染或再感染。

此外，利用現有資源對部分核酸檢測亭改造為發熱門診進行了調整。但畢竟核酸檢測亭的技術條件比較簡陋，但發熱門診僅憑采樣就不一樣，需要有相當經驗和技術水平的醫生。

核酸采樣室改造成的發熱門診。第一張財務數據圖

充分利用現有醫療資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保護醫療資源，保護醫務人員，盡量減少他們的感染，或者給他們足夠的休息時間。畢竟能力和資源有限。

此外，還需要考慮如何把重點放在有大量弱勢人群的地方，比如美國，很多死亡發生在養老院。我們還是要強調醫療資源配置的有限性和集中利用的效率。

沈巍：確實是個難題。其實這個時候醫護人員才是最寶貴的資源，因為保護一個醫護人員可能就保護了5到10個病人。

我們不能把這一波疫情傳播和感染當作一次性的解決方案。看來這波醫護人員挺過來了，大部分都能解決。病毒的影響可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毒性可能是不斷減弱的，但每一次影響都可能帶來不可取的代價。

戴N95口罩的醫生在給病人診斷。視覺中國圖

沈繡：這是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作為法律專家我不能說，但我可以說一些個人經驗。

這三年沒回過老家，但我和我媽視頻聊過，我媽其實也不贊成我回家。她覺得路上很危險，可能會被感染。

她說，我照顧好自己就好。回來吧，我得想想怎么招待你。因為哥哥在當地，雖然不和媽媽住在一起，但是哥哥還是會回去看看的。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體會，因為每個家庭每個人都不一樣，有些老人可能會比較豁達。對于我媽這種老人來說，她不一定說春節要全家人在一起。視頻問候說“見面”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春節團聚。

那么，讓這部分人的想法成為一種舉措嗎？我覺得媒體可以分享這些人的想法，或許還能改變一些人的選擇。尤其是在自由化的時刻，在春運高峰期間，旅行少了，沖擊波也許就少了。

還有一種說法，從醫學角度來說，不知道有沒有道理，但是我覺得有道理，叫“錯峰”。即使是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被感染了，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癥狀。但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盡可能的減少感染，我的那些春節不選擇3354回家的同學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們會住在學校里。如果這個家庭能接受，就相當于說我這次不進入一個可能的交際鏈，既能幫助自己，也能讓年邁的父母狀態良好。

過一段時間，也許再回家會有感染的風險，但可能不是這波，所以不會占用醫療資源。

還有一種可能是下一波病毒毒性較小，是自己感染后出現的特別輕微的癥狀。

我覺得很難說政府可以下命<愛尬聊_讓生活聊出新高度>令要求人們不要回家或者進入春運高峰，但是給予一些舉措或者引導，確實可能會改變一些人的行為選擇。

應加強公開、透明和坦誠的風險溝通。

沈繡：風險管理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風險評估、風險溝通和風險管理。

沒有風險評估，就不可能做出相應的決策。有了風險評估，人們不會知道你決策的依據，人們可能會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們還需要通過溝通來解決分歧或困惑。

比如剛發布的時候，同事在微信群里提出，現在不做核酸檢測了，但是去醫院看病還是要核酸。這不是惹來更大的麻煩嗎？我在微信群里說，這可能也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醫護人員。核酸制成后，可以減少對醫務人員的感染。如果我們政府或者相關單位做好風險溝通，就不會有太多的困惑和疑問。

溝通在英語里叫風險溝通。風險溝通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多向的。不要簡單的發布信息，要同時接受一些詢問和質疑，然后做出回應。這才是真正的交流。

政府在公開溝通時，一定要注意把風險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以及風險管理措施向公眾說清楚。比如，根據這樣一個全球長期抗疫的經驗，特別是與我們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人口密度相近，疫苗種類相似，應該可以大致確定目前新冠肺炎突變株導致的重癥率。

那么，不確定性是什么意思？比如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偶爾有幾例。那是不是意味著有大爆發？不一定。

但是在風險溝通的時候，可以明確的向公眾表示，目前有一些這樣的案例，大概5個，6個，10個，還有一點增加，所以這個信息可以公開說明。同時可以說明，是否會出現重大疫情還不能確定，但政府會跟蹤，隨時發布信息，隨時做出相應的防疫調整，決定是否進入應急狀態。只有這樣，人們才會覺得在不確定的狀態下，政府才是真正負責處理和防范風險的。

隨著相關信息的逐漸積累，確定性成分會增加，不確定性成分會減少，但從絕對意義上講，不確定性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所有與疫情相關的信息都可以公開。只要能把確定性和不確定性說清楚，把政府的認知、應對和局限說清楚，人們就能真正信任甚至接受某些措施可能存在的瑕疵。

2022年12月9日，北京通州潞河醫院感染性疾病科發熱門診外，市民在等待治療。視覺中國圖

沈巍：我總結兩點：第一，在轉型期，政府本身不應該過度退位或失位，應該負責任地承擔責任。

第二，政府應該進行公開透明的溝通。

如果我們做到這兩點，即使我們會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可能會付出一些生命的代價，我相信人們會更加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