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微信官方賬號消息，“女朋友說彩禮18.8萬，三金禮服婚紗8萬.涉及到錢，就上升到態度問題，就是我不在乎她。”“我普通家庭，我爸的意見，對方堅持這么多，也能拿出來，但是這么多錢，我怕買車，怕車位，怕裝修。”在社交媒體上，山西晉北的一位網友發帖詢問網友，“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接下來該怎么辦？”

事實上，現實中遇到彩禮困境的人不在少數，“天價彩禮”甚至“天價彩禮”的問題也成為了一個公共話題。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河間市大莊村黨支部書記石建議“實行低彩禮”，在實行“低彩禮”的基礎上，倡導“零彩禮”。

金孝義，Xi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長期從事農村人口婚姻家庭研究。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天價彩禮”是中國人口結構和社會轉型期的特殊現象。彩禮金額從2000年開始持續上漲，2010年開始愈演愈烈。在一些地區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成為欠發達農村“因婚致貧、因婚返貧”的主要原因，同時帶來了城市發達地區年輕人“怕婚、不婚”的問題，對近年來的推廣極為不利。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舉辦第三屆“零彩禮集體婚禮”。中新社發苗育才攝

高價彩禮亂象

為了了解當代中國農村男性的婚姻成本，2018年，金孝義帶領課題組進行了覆蓋11個省份的“百村調查”，對農村男性的婚姻成本數據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在彩禮、婚房、婚禮費、媒體費等多項指標中，彩禮和婚房占比最大，“西部彩禮，東部婚房”存在地區差異。

“中西部地區男性結婚難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天價彩禮’。在東部，由于房價較高的影響，農村男性主要面臨較大的婚房購買壓力。”在金孝義看來，隨著近年來彩禮價格的上漲，“天價彩禮”弱化了結婚儀式感，加深了“交易”的性質。

事實上，近年來，天價彩禮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甚至，還有很多交往中的男女因為彩禮價格過高而分道揚鑣的案例。

<愛尬聊_創建詞條>騰訊新聞的谷雨數據《2020年國人彩禮調查》顯示，70%以上的婚姻都收了彩禮。浙江以超過18萬的平均值位居各地區之首，遠超全國平均水平69095元。江西排名第四，平均彩禮11.2萬元。

南昌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建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地收彩禮是普遍現象，但所謂的“天價彩禮”只是個例，相當一部分還是虛假炒作。“一般來說是18萬元左右。根據家庭情況不同，一般公民家庭從5萬到6萬到15.6萬不等。”

費孝通在1938年的《江村經濟》一書中指出，彩禮是男方家庭因結婚而喪失勞動力的一種補償，女方家庭通過嫁妝的形式為新家庭注入資源。隨著經濟的發展，資產的豐富，近年來彩禮一路走高是不爭的事實。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東北小伙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的朋友最近要結婚了，彩禮已經高達30萬元，還不包括購置房產和車輛。“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中部某縣的一位村民說，“兩三年前，這里的彩禮普遍在10萬元以上，但現在很多都是20萬元起步。”“近年來，我們的彩禮一直在上漲

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天價彩禮現象屢見不鮮。福州大學社會學教授甘滿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之前，福建莆田的彩禮一般會達到118萬元到200萬元。近年來，莆田市政府多次發出“抵制天價彩禮”的倡議，莆田市東海鎮政府也呼吁聘金不得超過18萬。

“適當的彩禮是一種社會習俗，被人們所接受，但高價彩禮讓本應是民俗的彩禮慢慢變質，背離了彩禮的初衷。”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銘順認為，天價彩禮抹殺了對女方認可和尊重的內在核心內涵，使其成為買賣婚姻中的價格禮物。

李銘順說，天價彩禮扭曲了彩禮的本質，改變了彩禮強調儀式、規則和承諾的初衷。事實上，彩禮已經成為通過婚姻索取財物的法律禁止，扭曲了婚姻的目的。婚姻原本是男女以永遠生活在一起為目的的結合，高昂的彩禮讓他們的婚姻變成了一種生意。

復雜的原因

天價彩禮的背后，有著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原因。

金孝義說，彩禮高的原因很復雜，人口轉型、傳統習俗、現代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首先，人口性別結構失衡是直接原因。1980年以后，長期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帶來了3000-5000萬的男性人口過剩。隨著這些年出生的過剩男性人口逐漸進入婚姻市場，男性婚姻擠壓的累積效應日益凸顯，被稱為“新娘要價”的彩禮水漲船高。

她說，由于女性婚姻普遍從西向東、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男性婚姻擠壓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為主的欠發達農村地區，這些地區是高額彩禮問題的聚集地。

其次，以父系、父權制和從屬性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父系家族制度及其相應的婚姻模式是彩禮存在的根本原因。重男輕女的家庭制度和婚姻模式決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這種從屬地位在中西部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更加突出，構成了“重男輕女”、“養兒防老”、“彩禮過高”盛行的共同原因，社會習俗進一步推動彩禮在家庭和社區層面攀升。

再次，市場化加劇消費主義和攀比心理，婚姻過度物化，高額彩禮等同于“有面子”，這在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農村社區更為嚴重。

最后，城市化和現代化重塑了農村的代際關系，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改變了農村傳統的大家庭居住模式。當他們結婚時，與父母分離成為主流，婚房在許多地區成為結婚的先決條件。再加上物價和房價的上漲，進一步推動了彩禮的上漲和貨幣化。

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形成了所謂的“市場”。在一些人的觀念里，彩禮高就意味著婚姻好，誰的彩禮高，誰的婚姻就好。人們在談論彩禮時，往往會提到當地的“市場”，互相比較。

在甘滿堂看來，有些地方存在天價彩禮。一方面是“男多女少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普遍的攀比心態。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攀比心理“比較激烈”，是“彩禮高露臉”。“當然，如果父母通情達理，也能看到高價彩禮會增加對方負擔，導致婚姻不幸福。”他說。

除了攀比心理嚴重，一些地方還存在“條件越差彩禮越高，家庭越困難”的現象。對此，甘滿堂介紹了另一個情況

他說，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相對更開明，內地農村存在不考慮對方家庭經濟實力隨意索要彩禮的現象。“這種情況下，肯定會導致很多人結婚困難。”“從一些新聞中可以看到，因為彩禮的問題還沒有談妥，本來說好要結婚的，最后卻‘告吹’了。”

河北省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范亞麗認為，受婚俗、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過度消費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年輕人把婚姻感情變成了物質交換，給年輕人及其父母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精神負擔，產生了恐婚、青年不婚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前述在北京工作的年輕人就有這樣的困惑。在他老家，結婚要準備房子車子，彩禮也不低。另外，結婚后要還房貸，生孩子要花更多的錢。年近30的他，感覺壓力很大。

但對于“零彩禮”倡議，甘滿堂認為，彩禮是傳統婚禮習俗的一部分，實行完全的“零彩禮”并不符合傳統婚禮習俗，其可行性還有待考量。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遏制天價彩禮上，不應該走向另一個極端，適度彩禮是必要的。

在他看來，彩禮的數額“不超過一個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范圍。

如何破局？

事實上，天價彩禮的話題已經多次引起社會關注，面對天價彩禮，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始出手。

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要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三年點名“天價彩禮”。

在全國人大代表石提出“零彩禮”提案的河間市，2018年，全市各村都成立了紅白議事會，專門制定了本村婚喪嫁娶的村規民約，如婚喪嫁娶的招待范圍、桌數、餐費標準等。

2020年5月，民政部發布《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號文，指出要整治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姻爭吵、攀比送禮等不正之風，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幫助脫貧攻堅，促進社會風氣好轉。河北省河間市等15個單位被確定為國家婚俗改革實驗區，實驗時間為三年。

河間市民政局今年1月發布的信息顯示，2021年4月至今年1月，該市共登記新婚夫婦4726對，其中“零彩禮”和“低彩禮”占88%，平均每對婚姻降低成本7-15萬元。

今年2月，寧夏靖遠縣制定下發了《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意見》號，其中明確彩禮金額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并提倡女婿贍養岳父母，個人贈與金額有限制。

《意見》提到，要抵制天價彩禮，倡導新婚。杜絕排場、排場、攀比的不良婚俗，實行高額彩禮限制，最高不超過6萬元并逐年遞減，酒席不超過10桌。

《意見》指出，要堅持新婚，提倡廢除增加經濟負擔的禮金、水禮金、掛鎖錢、改口費等舊習俗，減少婚嫁費用

在江西省廣昌縣，2022年9月，以“零彩禮”為10對新人舉辦集體婚禮，并在網上直播。據當地媒體報道，一位參加婚禮的新娘說，“再多的彩禮也換不來這么熱鬧有儀式感的婚禮。”

3月2日，一則關于江西贛州大余縣農村婚禮彩禮舉報的公告引發關注。舉報范圍為農村彩禮超過8萬元，婚車超過6輛，婚宴超過15桌，每桌超過800元。大余縣民政局工作人員表示，發布公告是為了倡導移風易俗，反對高價彩禮，主要針對農村，減輕農民負擔。標準定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超過太多就貴了。

金孝義說，彩禮作為傳統婚俗的一部分，是中國婚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婚姻制度下，傳統上是男方表達對女方家庭的感謝和尊重的儀式，實行完全的“零彩禮”可能會扼殺傳統文化。

“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從彩禮婚宴金額入手，短期內可以治標，但長期來看很難治本。需要與鄉村振興戰略、婦女權益保護和發展相結合，進行常態化綜合治理。”肖孝義說。

那么，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天價彩禮”問題呢？金孝義認為，短期內要加強對彩禮高問題嚴重地區的治理，實行動態監管和獎懲機制；從長遠來看，在不損害父母和婚姻當事人權益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條件，本著“量力而行”、“自由自愿”的原則，將彩禮和結婚程序的決定權還于民。

金孝義說，治理高額彩禮，關鍵在于結合當地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精準施策，不搞“一刀切”、“一哄而上”。

劉建生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天價彩禮”問題，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引導移風易俗；另一方面，要加快鄉村振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