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治日報報道，近日，#建議取消罪犯子女考試限制#的話題引發社會熱議。有支持者認為，一個人做事，一個人做，不公平，罪犯子女受父母錯誤影響，導致考公務員等職位。一些反對者認為，如果犯罪成本越來越低，想犯罪的人就沒什么好擔心的了，就業不僅是考試的一種方式，也不會限制孩子從事其他工作的機會。

多位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將父母是否有犯罪記錄作為政審中的重要考核標準，一方面是為了增加犯罪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杜絕國家重要崗位工作人員以權謀私的情況。但這種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罪責自負”的原則，不應“一刀切”。可以探索逐步放寬限制，根據崗位情況適當調整標準。

父母對子女犯罪。

一些地區的就業機會有限。

“他犯了罪，他的孩子就完了。”長期以來，“一人犯罪，殃及子孫”已成為普遍看法。父母有犯罪記錄，不僅意味著孩子長大后可能會遭受不一樣的眼光，未來的職業道路也會受到限制。

馬小宇，家住河北滄州，去年研究生畢業。她從小就夢想成為一名執法人員。然而，她的生父曾因故意傷害罪服刑。雖然她媽媽早就和她爸爸離婚了，帶著她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親生父親的犯罪記錄還是對她產生了影響。

“我很小的時候就和親生父親沒有任何聯系，但他的前科還是影響了我。我覺得這真的不公平。”馬小宇無奈地說，她童年的夢想破滅了，因為這不是她自己的錯。

河南鄭州的孫女士也是受父親有前科的影響。“他已經為他的罪行受到了懲罰。他為什么要傷害自己的孩子？那時候的我，錯過了自己理想中的職業，但那時候很難受。為什么，我沒有做錯什么。”孫女士說，她也理解可以通過限制犯罪分子的子女來提高犯罪成本，但犯罪分子自己可能根本沒有這個思想覺悟，受害的卻是無辜的孩子。

北京市律師協會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專業委員會主任陳夢告訴記者，從制度設立的初衷或目的來看，限制罪犯子女考試是為了提高犯罪成本，遏制和懲罰犯罪。雖然提高犯罪成本對抑制和威懾犯罪有一定作用，但一味強調重刑主義不僅不能從總體上預防犯罪，還會破壞刑法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張莉認為，為防止國家公權力的濫用，確保公務員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通過限制罪犯子女參加公考等政策，提前排除可能陷入家庭關系、有犯罪風險的人員，對防止公職人員腐敗、濫用職權等犯罪行為具有積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的犯罪記錄直接影響孩子的考試，甚至有的職位已經查了三代。這些現實的存在，不僅讓很多人因為父母的犯罪記錄而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崗位，也讓一些父母害怕影響孩子的未來。例如，根據公開報道，有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因為擔心報警或維權會給丈夫留下犯罪記錄，影響孩子就業，所以選擇容忍。

在張莉看來，從個人本位的角度來看，限制對罪犯子女進行審查的實質是使其父母所犯罪行影響其子女，這背離了“對自己負責”的法治原則

張莉說，公務員法沒有明確規定親屬受刑事處罰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但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作為兜底條款，表明法律規定的其他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的情形，不予錄用。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2021年發布的《公務員錄用考察辦法》號文件，第八條第一款規定，報考國家安全等涉密崗位的，一般應當考察家庭成員、主要社會關系等相關情況，但未被錄用的具體情況不明確。

此外，《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辦法》規定，部分直系血親和旁系血親對自己有重大影響的被判處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而那些在國內外從事顛覆中國政權活動的人也不會被錄用。《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辦法》規定家庭成員犯有八大罪、危害國家安全、參與黑社會活動等犯罪情形的，不得錄用。

陳夢說，從憲法、公務員法、檢察官法、兵役法等法律規定來看，限制對罪犯子女進行審查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公務員錄用考察辦法》等文件雖然規定了政審，但是規定沒有法律依據。同時，《公務員錄用考察辦法》只對報考國家安全等涉密崗位的人員的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系作出一般要求。從現實情況來看，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等相關機構在招聘中進行政審時，通常會拒絕錄用直系親屬有犯罪記錄的人員，這明顯超出了該辦法的要求，沒有法律依據。

陳夢表示，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的現代法治原則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此舉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對罪犯子女考試的限制是為了提高犯罪成本，加大對犯罪的懲罰力度。“現代刑法應該以公平和法治為基礎，傷害兒童絕不是現代刑法追求的社會效果。”

“當然，也有一些特殊崗位對從業人員的家庭背景要求較高，比如涉及國家安全、國家機密的關鍵崗位。但這種限制不應該是普遍的、無差別的，應該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陳夢說。

分類討論受限制嗎？

輕罪記錄應該被刪除。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有必要討論對政治審判的限制，尤其是一些輕微犯罪，不宜將罪犯的犯罪記錄與其子女的未來掛鉤。

“即使要進行相關政審限制，也要對不同的崗位政審限制、崗位、時間等進行分類設置條件。”陳夢表示，是否對招聘崗位進行特殊限制，首先要從崗位要求出發，判斷是否需要限制以及限制到什么程度。

“現在這是一個‘一刀切’的禁令。可以嘗試在部分崗位有條件放寬政審要求，然后逐步擴大到其他非關鍵崗位。”陳夢建議道。

張莉建議，應根據犯罪類型、招聘崗位和時間限制來討論相關的行政立法。在啟動審核時，可以根據招聘崗位進行區分。在涉及國家安全、國家秘密等涉及國家或者社會重大利益的特殊領域，需要進行審查的。如果是普通崗位，不涉及對國家利益的潛在損害，也不涉及可能危及國家公信力的情形，就不需要設置相關審查。

在審查內容上，可以根據犯罪類型進行區分。一方面，根據犯罪類型，可以認定犯罪人的犯罪行為對其親屬、子女的潛在影響。不同的招聘崗位可以設置不同級別的審核標準。

根據審查結果，可以靈活決定限制措施。沒有必要“一刀切”地拒絕學生，但可以根據當事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對戰爭的態度來衡量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理事長朱建議建立輕罪記錄消除制度。朱建議，首先要綜合考慮罪<愛尬聊_百科網>行、刑期、服刑表現等因素。對于犯有法定刑三年以下的輕罪和法定刑五年以下的過失犯罪，如醉酒危險駕駛罪等，并有改過自新跡象的，應當注銷其犯罪記錄，以便更好地回歸社會。這自然意味著孩子的政審不會受到父母犯罪記錄的影響。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彭新林認為，以酒駕為例，酒駕者通常主觀惡性較大，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且犯罪記錄嚴重影響刑滿釋放人員的就業、生活甚至子女的前途。一些有前科的人甚至再次犯罪，這又導致了許多社會問題。前科對刑滿釋放人員子女升學和就業的負面影響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建議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前科消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