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1982年，中國第一張外科重癥監護床在北京協和醫院建成。1994年，杜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醫學系完成了八年制的學習，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杜斌一直在北京協和醫院從事重癥醫學工作，并開始創辦醫院內科ICU。

在醫療領域，杜斌被譽為中國“重癥八仙”之一，參與了中國幾乎所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療救治。2020年1月18日，作為國家保健福祉所委派的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杜斌第一次被派駐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風眼武漢。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在《中國新聞周刊》接受了專訪。杜斌說，他不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專家，但他的專長是危重病人的治療。然而，從2003年的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他也開始思考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應對下一次可能的公共衛生危機。

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圖/受訪者供圖

有專家呼吁，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中國重癥監護資源的短缺，疫情過后應該加大投入，但杜斌不這么認為。在醫療資源整體有限的情況下，他強調，更好地應對下一次公共衛生危機的關鍵不是從根本上擴大設施，而是培養人才，縮小醫院在診療方面的差距，在緊急情況下擴大容量。

不同地區醫療水平差異大是主要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不同地區之間醫療資源的差距，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三年間重癥醫學的差距有何感受？

杜斌：2020年，先去武漢指導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等定點醫院的危重病人救治，之后去哈爾濱、烏魯木齊、青島、滿洲里、石家莊、通化等城市。2022年上半年，我在上海參與治療奧米克隆疫情。

全世界的醫療資源自然是不平衡的。沒去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但就我見過的縣級醫院，尤其是東南省市的縣級醫院，重癥醫學科的床位數和醫療設備的地區差異并不明顯。

我感受最深的是，醫療水平的差距真的很大。這種差距并不是說沒有氣管插管等具體操作，而是知識水平和治療理念的高低。

但是，我能理解這是很現實的情況。如果基層的醫生能力強，訓練有素，有很大的可能會離開基層醫療機構，比如說通過報考研究生。近年來，國家衛健委一直在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也在思考用什么樣的機制來縮小地區之間、不同級別醫療機構之間的醫療水平差距，但這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新聞周刊》:臨床治療的標準化或同質化是公認的醫學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多年來，您在不同場合都提到，我國重癥醫學發展最大的短板是人才培養。我國危重病醫療人員現狀如何？你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杜斌：我國重癥護理人員確實不足，這和疫情來不來沒有關系。重癥監護室(ICU)是一個對醫療和護理強度要求較高的科室，所以醫護人員的數量也比較多。

以英國為例，一張ICU病床至少要配備7名護士，而在我國，即使我們要求一張ICU病床配備2.5~3名護士，大部分醫院仍難以達標。尤其是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需要ICU救治時，人員短缺問題更為突出。

在政策方面，最初制約我們發展的瓶頸是沒有重癥護理住院醫師培訓體系

在發達國家，比如德<愛尬聊_健康養生>國，社區診所、小醫院、大醫院之間，醫生的水平是不一樣的，但都在一定水平以上。我覺得不同國家的差距是從醫學教育開始的。我們醫學院的教學水平差異很大，老師們申請各種科研經費、開展科研項目的壓力很大，很難全心全意的教好學生。

《中國新聞周刊》:強調科研的評價體系會不會給臨床醫生帶來很大的負擔，甚至影響他們在臨床診療方面的發展？

杜斌：我覺得可以。我有時候想說一些“諷刺”的話或者抱怨。現在任何醫院都要求醫生看病、寫文章、獲獎、授課、申請資金和項目。如果他們什么都能做，為什么還在這家醫院？

在目前的評價體系中，很難衡量不同醫生、不同專科之間的診療水平，所以最容易量化的指標就成了評價的“標尺”，包括論文數量、基金項目、獲獎情況等。但我們的制度需要允許醫務人員在職業道路上有不同的發展，基于興趣從事科研。很少有人能真正引領學科發展，做出創新發現。

如果一個醫生醉心于教學，能培養出好的醫學生和年輕的醫生，即使不搞科研，也是一個合格的醫生。正是因為同一把尺子，所以才會有那么多醫生花錢買論文，導致我國近年來大量醫學論文被撤稿，科研誠信出現問題。

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圖/受訪者供圖

盲目擴張可能導致資源閑置和浪費。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醫療基礎設施擴張？比如建設一些傳染病醫院，擴大醫院的ICU床位，大量購買呼吸機、監護儀、除顫器等設備。如何做好“平戰結合”，避免資源浪費？

杜斌：這是現實，但我覺得不對。我覺得這一輪擴張可能不可避免的會帶來資源的浪費。我知道很多醫院的呼吸機一直閑置。

很多傳染病專科醫院平時都很難生存。東部某省，平時政府要求全市艾滋病患者全部轉到市傳染病專科醫院，否則醫院里就沒有病人了。但疫情來了，醫院就應付不過來了，“平時”和“戰時”的狀態大相徑庭。另一個解決辦法是在綜合醫院建設和加強感染科，平時手術壓力較小，醫院在處理常見病和多發病方面優勢明顯。當然，對于如何構建傳染病的治療體系，國內學術界和管理界一直存在爭議。

近幾年疫情期間，一些地方也要求擴大ICU床位。在我看來，ICU的床位數應該占醫院總床位數的8%或10%。這個要求應該建立在科學計算的基礎上，而不是“拍腦袋”的結果。目前大醫院ICU床位數占比不到5%。如果要擴大到10%，第一個障礙就是沒有那么多醫護人員提供高質量的重癥監護服務。而且如果重癥病人不夠，可能會導致資源閑置，或者救治一些不需要留在ICU的病人。

當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災難性事故中，需要有效擴大床位數量、治療設施和空間，建立應急預案機制，使擴大后的醫療機構平穩運行，保證醫療護理質量。

《中國新聞周刊》:去年12月，“新國十條”發布后，疫情防控的陣地轉移到醫院，政府確實加快了重癥監護設施的緊急擴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ICU床位和設備，但如何解決人員問題？

杜斌：我國醫療資源整體配置比較少，這是很多專科面臨的問題。比如國外800~1000張床位的醫院，員工可以上萬人；而我們5000床位的醫院，有的員工只有5000。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即使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國家，如美國，當面臨疫情時，醫院仍然受到很大的沖擊，出現了醫療擠兌。

我們不可能在平時就準備好足夠的人力物力，然后理直氣壯的說不管發生什么樣的疫情或者災難，我們都能應對。這是不現實的。

如果平時沒有足夠的醫療工作量，醫務人員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能力就會逐漸下降，所以我認為盲目增加人力并不是一個好主意。

緊急情況下，床位擴大后，如何相應彌補重癥護理人員的不足，各家醫院都有自己的做法。其中一個主要的經驗就是讓重癥監護室的醫護人員擔任組長，帶領其他專科的醫生，他們可以分擔一些醫療工作。比如麻醉醫生通常擅長氣管插管。

《中國新聞周刊》: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疫情高峰期，就你們醫院而言，重癥監護室的緊急擴容進行得順利嗎？中間有沒有遇到什么挑戰或者困難？

杜斌：我覺得把普通病房變成ICU并不是太難。只要有一張床，壓縮空氣和氧氣，床邊放一個監護儀和呼吸機，普通的床分分鐘就變成了簡單的ICU床，大多數情況下不需要更復雜的東西。

難點仍在于重癥醫護人員不足，醫院床位如何管理，入院標準如何界定，擴建后ICU護理安全如何保障。

北京協和醫院應對良好。我們把病人分成幾類，多帶帶用氧氣治療或用無創呼吸機治療的可以在普通病房；能入住呼吸ICU、內科ICU、綜合ICU的基本都是需要氣管插管或ECMO的危重患者，主要靠根據醫院情況科學規劃協調資源。

老齡化不一定加劇嚴峻的資源失衡。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35年，60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30%。我國ICU資源供應現狀如何？作為一個面向老年人的科室，ICU，你認為如何應對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需求增加？

杜斌：從床位的絕對數量來說，中國的ICU床位很少。國家衛健委相關領導去年底表示，我國ICU床位總數已經達到13.81萬張，接近每10萬人10張床位的水平。很多ICU床位都是臨時增加的，不是永久設置的。

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2016年調查顯示，我國平均每10萬人ICU床位數為3.19張。但這次調查沒有包括專科ICU床位，綜合ICU和專科ICU的床位數大致相當，實際上應該是翻倍的。相比之下，美國的重癥病床數量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每10萬人約有34張ICU病床，其次是德國，每10萬人約有29張ICU病床。

但在我看來，隨著老齡化的加深，很難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重癥護理資源的需求會越來越多，供給會越來越不足。

英國每10萬人ICU床位數為6.6張，和中國差不多。有人對比過英美兩國ICU收治病人的嚴重程度。在床位較少的英國，顯然收治病人的嚴重程度要高于美國。美國的ICU床位使用率在80%左右，一半左右的病人都在呼吸機上。

重癥監護室的入住率是供求關系的動態平衡。換句話說，隨著入院標準的變化，ICU資源供給是靈活的。如果ICU床位數量不足，一些較輕的病人就不會入住，還可以騰出一些床位。更重要的是，一直存在一個“緊迫”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回顧我國重癥醫學的發展歷史，突發公共事件都是這個專業的重要推動力。比如2003年非典之后，我國公立醫院開始了一波擴張，ICU也成為醫院評級的重要指標，進入發展快車道。在您看來，新冠肺炎疫情對重癥醫學有何影響？

杜斌：總的來說，疫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推動了重癥醫學的專業化發展。包括政府、醫療衛生界和普通民眾，對重疾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知；政府確實在重疾方面投入了一些資源，會促進學科的發展。

但是，在短時間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醫療資源是有限的。任何專業都不可能有大的提升或增加。因為一個專科獲得的醫療資源大幅增加，就意味著其他專科的資源大幅減少。因此，在醫療資源沒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下，如何規劃危重病醫學的學科發展，實際上是危重病醫護人員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經過這次公共衛生事件，你認為中國的醫療衛生系統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以便今后做得更好？

杜斌：我們知道疫苗很重要，藥物也很重要。但是下次能有好的預測模型嗎？

比如一波疫情沖擊來了，有多少病人，會持續多久，會出現多少重癥病人，需要多少物資準備和人員配備，這些對于危重醫生來說都很重要。最難的時候是一天還是會持續一個月，差別很大。合理的預期可以使我們更加科學有序地分配和應對醫療資源。

此外，我認為認識到我們不能只看疫情也很重要。當疫情來臨時，要統籌協調對當前流行的疾病投入多少資源，對其他疾病投入多少資源。2020年初，疫情初期，癌癥患者和血液透析患者的醫療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其他地方后來也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問題。